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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 当然，编辑的概念与定义“编辑”的概念密切相关。王华良同志《试论界定“编辑”概念的方法论问题》 一、 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 编辑学的理论研究,近十年来在我国已有可观的建树。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办公室编的《出版科研情况》1990年10月份的统计,研究编辑学的著作,已出版83种之多。这些编辑学著作,有的重在实用研究;有的重在理论探讨;有的属于部门编辑学或分支编辑学,如报纸编辑学、图书编辑学、科技图书编辑学、杂志编辑学等;有的则属于普通编辑学或基础理论编辑学;有的在总结实际工作和历史经验方面见优长;有的在进行科学概括和逻辑抽象方面有特色;有的潜心钻研编辑活动中的各种专题;有的致力探索编辑学与其它学科的边缘交叉关系;有的着眼于个体的编辑人员在种种编辑工作中的活动过程;而有的则着眼于编辑群体的整体运作……正如邵益文先生所说:“这一批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逻辑起点,作了相当广泛、相当深入的探索。有了这一批书,可以说编辑学的初步形象已经活生生地摆在人们面前,尽管它还需要成长、成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应用编辑学的知识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至少在书刊编辑方面是这样,理论编辑学的体系也正在孕育中。” 编辑学研究之所以这么快就在我国蔚然成潮,论著沛然并产生国际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具有广泛而丰厚的编辑实践经验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编辑学的理论研究也只有建立在大量的、深厚的、多方面的实际编辑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得到顺利地发展,不断促进编辑学的学科建设。 大家知道,我国的编辑活动历史很长,积累了几千年的编辑实践经验。经史子集,稗官杂著,字类丛书,以及后来的小说、戏剧、邸报等古代编辑经验十分丰富。近代以来,新型的图书编辑、报纸编辑、期刊编辑等等,也在种类和数量上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实践经验。现代化的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更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音像节目编辑实践经验。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对编辑学理论的研究不能够也不应当仅仅局限在某种既成的概念范围之内,尤其不能局限于某种既成的单一概念的范围之内。而应当以全部的编辑实践经验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编辑实践的长期性、多样性、广泛性和丰富性,一方面为编辑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编辑概念的内涵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差异。这种概念上的差异或矛盾,随着编辑实践活动的发展和编辑理论研究的深入,有的会逐渐扩大而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有的则会逐渐缩小以至于统一。统一了的概念将成为人们的常识被传授下去,矛盾着的概念则一面经受实践的检验,一面相互进行着争论,这便是理论发展的逻辑法则。可是,《问题》一文,却认定,“编辑学的理论观点或研究模式要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个非解决基本概念问题不可的紧要关头:要么从基本概念的科学化走向新的理论突破,逐步实现学科体系的完整化;要么沿着基本概念的含混、泛化,回到原先的混沌。……别无其它选择。”编辑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突破,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建立在编辑实践的基础上呢?还是建立在统一概念的基础上?这个问题关乎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方向和编辑学学科建设的前途。值得认真讨论一下。 科学研究是艰难而麻烦的事业。它所面对的难题,主要不是纷繁的概念,而是事实!是大量的、相互区别和相互矛盾的事实。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能“从纯粹思维出发。” 《问题》一文对编辑学研究表面上也提倡“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分析编辑活动”,允许用“不同的思路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众多的侧面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到不同的概念”。甚至还宽容地说“概念的多样化并不是坏事,可能是好事,许多学科都有概念众说纷纭、学派林林总总的状况,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作者实际上不是这样做的。目前,我国编辑学的研究才刚刚进入一个研究高潮,还远远没有达到“学派林林总总的状况”,从学科建设角度专门给编辑与编辑学下定义的同志还不太多。但既要研究编辑学,总要对编辑作出这样那样的判断。或从编辑活动所涉及的范围方面,或从编辑活动的某些性质和特点方面,或从编辑活动的历史发展方面,或从编辑活动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方面,或从某一具体的实际编辑工作需要方面……对编辑作出种种不同的判断。这些判断,有的确实在追求达到定义概念的科学高度,有的则只是为着表述一种观点或观念,在行文中作出的某些判断,还不是专门给编辑所下的科学定义。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求概念内涵的统一,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在《编辑学通论》一书中,之所以同时摆出“文化缔构编辑观”与“信息智化编辑观”并在各章中分论学术编辑、新闻编辑、文艺编辑、辞书及通俗读物编辑,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不敢为了一本书的概念体系的严整性而束缚人们对编辑学进行广泛而多方面的思考,也准备着经受多种不同的编辑实践活动的检验。我们当然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只要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