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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 一、 过失和过失的证明难以确定 在刑事司法中，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事实，然后适用法律。判断事实的前提是，承担举证责任的方必须证明事实中规定的事实，即证明“指控犯罪构成的事实”。 然而,由于程序法学与实体法学长久以来存在的隔阂,我国的诉讼法学者并不大关注实体法的内容,而实体法的学者也比较忽视程序法的规定。 犯罪构成,是刑法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虽然对于犯罪构成的要件还存在争议,但我国刑法学界通常会同意以下观点:犯罪构成包括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 我国刑法把犯罪主观要件规定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它们分别包含认识方面的因素(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和意志方面的因素(即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认识方面的因素是行为人“应当预见”到危害结果但由于他的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到,但他又“轻信”这种结果能够避免,其意志方面的因素是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上述所谓的“认识”、“意志”,都是行为人内在的心理活动,无法捉摸、不易把握,也很容易遭到行为人事后否认。一旦犯罪主观要件成为辩方的抗辩理由,证明就成为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有限的证明手段让控方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也使事实审理者难辨真伪。目前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是,一些明确规定以被告人的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的罪名,在证明上存在困难。例如,毒品犯罪案件中要求检察机关证明行为人明知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是毒品,而这在没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形下是相当困难的。例如,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每年受理审查起诉毒品犯罪案数量很多,但有相当大一部分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作存疑不起诉处理,而这些不起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虽然查获了毒品但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无法证实的情形。 犯罪构成的证明困境,长期以来处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交叉的盲点。例如,在刑法中,刑法总则和分则中规定的“明知”靠什么来证明?刑法中的“目的犯”如何证明其犯罪的意图?刑法中的“持有型犯罪”是否就转移了证明责任,控方无需证明?刑法分则中某些“但书”排除犯意的事实,如何获得证明?规定正当防卫等阻却违法性事由,以及被告人提出的其他积极性抗辩,应该如何证明,由谁负证明责任?上述问题刑法本身并没有提供答案。刑事诉讼法虽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但现成的答案并不能解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2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该司法解释只是说明了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应当以证据证明,却没有交代证明的方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3条规定:“公诉人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证、未出庭证人的证言笔录等应当围绕下列事实进行:……(五)被告人有无责任能力,有无故意或者过失,行为的动机、目的……”,该规定交代了证据的来源,但也没有明确证明的过程。而且,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在一则批复中向下级人民检察院强调了“CPS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二、 犯罪主观要件方面的证明标准。主要有以下方面 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借助直接证据。例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犯罪时的主观心态,意图、目的、动机就一清二楚。在过于依靠口供的时代,证明犯罪的主要途径就是获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甚至为获得其自白而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刑讯逼供一度盛行。但是,现代办案人员逐渐认识到刑讯逼供的危害,开始转向通过其他证据获得主观要件的证明。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仅凭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定罪。由于被告人自愿供述并不见得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存在,在没有被告人口供的案件中,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口供之外的证据,而且,这样的趋势只会越来越明显。当直接证据并不存在或无效时,通过间接证据证明是最常见的方法。犯罪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以心理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原理,“借助收集到的证据即行为痕迹,揭示犯罪人的犯罪心理”。 推理(reasoning)、推论(inference)是两个比较接近而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 推理、推论在证明犯罪主观要件的过程中结合运用,前者是证明的基础,后者是证明的手段。例如,在判断职务侵占罪的时候,通常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认定其犯罪主观要件:(1)查明犯罪嫌疑人所占有的财物是否为利用职务上便利的财物;(2)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收集相关的物证,如用来平账的假发票,伪造、变造的有关账目的凭证等;(3)调查犯罪嫌疑人所侵占财物的去向,如挥霍、还债等;(4)询问案件涉及的参与人、知情人、关系人,获取案件有关的事实和证据;(5)审讯犯罪嫌疑人,询问其犯罪动机、目的、手段、方法、作案过程等。即使没有(5),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几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