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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告死亡的死亡日期的立法完善论被宣告死亡者死亡日期的确定以中国民法典编纂为背景的论述
一、 本文对中国民法典编纂中制度设计的批评意见
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正在有序进行。这一工作不仅涉及民法的宏观理念和制度架构,更涉及大量微观而且具体的规范设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更具有重要性,因为我国立法者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不仅用于展示,还要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实际的适用,并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没有良善的、切合生活实际的具体规范,民法典的宏观结构再合理独特,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基于这一考虑,笔者于本文中拟考察一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上的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当下中国民法典编纂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笔者于本文中试图讨论的是一个似乎早有定论,在先前的理论研究中没有引发过多关注,但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因此需要借助于本次民法典编纂,予以彻底解决的问题:某人根据法定的程序被宣告死亡的时候,其死亡日期究竟应该如何确定?关于这一问题,自我国《民法通则》实施以来,我国法大体上一以贯之地维持着同一个规范模式,也就是将宣告死亡的判决做出之日视为被宣告死亡之人的死亡日期。
自我国《民法通则》实施以来,一直被维持的这一规范模式,是合理的吗?笔者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一规范模式已经导致了司法实务上非常不合理的结果,并且这种规范模式的不合理性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认识到,以致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通过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试图曲折地规避我国《民法通则》上的这一规定导致的负面影响。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国民法典编纂者对这些工作视而不见,仍然试图在未来的中国民法典中延用不合理的规则。这种情况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理论准备和研究工作究竟是否具有足够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是否抓住了真正的重点。
二、 宣告死亡的日期与死亡宣告判决结果等同
在阐述自实施我国《民法通则》以来一直得到维持的,将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视为被宣告死亡者的死亡之日的规范模式的不合理性之前,首先来看一则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案例。2006年7月31日,陈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一年期“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其中约定意外身故保额10万元。2006年9月1日陈某在外出之后失踪,下落不明。2011年10月,陈某被法院宣告死亡。同年12月,陈某女儿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提出,因为法院宣告陈某死亡之日即为被保险人死亡的日期,在宣告死亡之时,保险合同早就过了有效期,因此不予赔付。
正因为实务中这种情况大量出现,逼迫司法者对此作出了规范层面上的回应,其表现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2款的规定:“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外,但有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内,当事人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这一规定非常耐人寻味。它在“死亡之日”之外,又赋予了“下落不明之日”重要的法律效果,非常具有创造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方面的解释,之所以有这一规定,就是为了解决《民法通则》实施以来,机械地将宣告死亡的日期与死亡宣告判决做出的日期二者等同起来所导致的弊端。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这条规定,期限较短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因为受益人可以通过证明被保险人出现下落不明的状况之日,处于保险责任期间之内,从而可以主张保险金。如果必须要在现行法的框架之下来解决问题,人们就不得不承认,《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谓“曲线救国”的思路,其出发点和用意值得肯定。但仔细考虑起来,这种思路仍然存在若干问题。
首先,这一规定明显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因为保险合同明确约定的是被保险人的“死亡”,才是触发保险人一方的保险金支付义务的前提条件。因此被保险人“死亡之日”是一个有严格的法律内涵的条件,不能随意被置换为“下落不明之日”。“下落不明之日”,只是表明某个自然人处于无法与其他人取得联系的状况,而“死亡之日”是一个会引发系列的法律后果的重要时间节点。一旦该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从这一天开始,死者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消灭,继承发生,婚姻关系消灭(虽然是附条件的),各种以权利人继续存活为条件的公法上的给付义务,例如政府养老保险计划下的给付养老金的义务,社会救助框架下的补助金的给付义务等,都归于消灭。私法层面上的以死亡为生效条件或解除条件的各种法律关系一并发生新的变化。甚至法律层面上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对死者人格利益中具有财产要素内容的保护等特殊规定,也开始发生效力,相关的保护期限都从这一天开始起算。
其次,因死亡而发生的这些法律效果密切结合在一起,彼此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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