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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明论四大形态及其意义 “比较文明”（又称“比较文明”或“比较文明”）是20世纪的一个新兴领域。是对“文明”作为历史和文明作为基本单位进行比较研究的，不仅具有全球的比较文明研究，而且具有历史、种族、宗教、社会学、经济等具体形式。其理论的源头是斯宾格勒的文明形态学。1940年代汤因比和阿尔弗雷德·韦伯在普林斯顿大学相遇时, 最初提出建立“国际比较文明学会”的构想, 该学会1961年成立以来, 带动了世界范围的比较文明研究, 使“比较文明”成为一门学科。“比较文明”建立在“多元文明论”的基础上, 其基本出发点就是“东方-西方”或“东方-非西方”的文明差异论。从西方的“东方学”及东方学思想的角度看, 主要有汤因比为代表的“多元文明论”、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文明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化”这样四种形态。如何看待“东方”这一概念的有效性, 如何以“多元”来拆解一元的“东方”世界、消解“东方”概念, 如何看待“东方-西方”之间的关系, 决定了比较文明论的基本思路与结论。 1 从“文化观”的角度表达不同的价值判断语言特点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近义词在古代汉语中虽然可以找到用例, 但其含义却与现代汉语颇为不同, 因为它只是在自国传统文化内部而言。而现代汉语中的“文化”与“文明”作为外来语的释译, 常常是在跨越民族与国家的语义上使用的, 即便并非直接这样使用, 那也暗含着国际意识和比较意识, 而这种语义显然也是作为外来语所固有的。 从欧美的东方学史与东方观角度看,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与西方人的东方观密切相连。进入20世纪后, 特别是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问世之后, 西方有不少学者把“文化”与“文明”作为研究包括东方、西方在内的人类史或世界史的基本单位, 并形成了“文明史”“文化史”这样的总体研究的模式, 如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化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等。同时,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则把它作为价值评价用语, 于是形成了“文明论”或“文化论”这样一种模式, 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或者, 把文明的研究基本单位与价值判断用语两者都结合起来, 形成了史论结合的模式, 如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等。这些模式都从“文化观”与“文明观”的角度表达了他们的东方观, 或者, 至少从“西方观”的立场间接地表达了他们的东方观。 其中, 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 1897—1990) 《文明的进程》 (1937年试印, 1939年初版) 一书, 所论述的“文明的进程”只是西方文明的进程, 极少提到东方, 但是对我们而言, 该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对“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的梳理与辨析。埃利亚斯指出: “文明”一词的含义在西方国家各民族中各有不同。首先, 这个词在英、法两国和在德国的用法区别极大。在英、法两国这一概念集中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的作用的一种骄傲;而在德国, “文明”则是指那些有用的东西, 仅指次一等的价值, 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在德语中, 人民用“文化”而不是“文明”来表现自我, 来表现那种对自身特点即成就所感到的骄傲。 埃利亚斯指出的德国的“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及其与英法两国的区别, 我们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也可以看到。在德语中, “文明”多指一个民族外在的、礼仪、规则之类的虚饰之物, 强调的是共性的东西;而“文化”却是指民族之间的差异及特性或个性。从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上, 埃利亚斯认为:“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 那么‘文化’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这是因为英法两国对外殖民扩张历史较长、殖民地较多, 并在外国传播和确立了他们的“文明”, 而德国则有所不同, “因此, 通过‘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意识是很不相同的。德国人自豪地谈论他们的‘文化’, 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自豪地谈论他们的‘文明’”, 而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英法两国也是“以‘文明’的名义对德国进行了战争”。 从这种差异出发, 我们可以看到, 在德国人的东方学与东方观中更多地强调东方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虽然也有总体的“东方”概念, 但却十分注意揭示东方各民族内部的差异性。这在斯宾格勒、马克斯·韦伯、雅斯贝斯等人的著作中都有集中的体现。即便是他们的西方中心论, 也是从差异论中表现来的, 是在以求异为主导的比较研究中呈现出来的;而英法两国 (还有此后的美国) 的学者, 却更多地从普遍性的“文明”的角度来撰写世界史或世界文明史。当然, 英国、法国这些学者和思想家同时又是多元文明论者, 承认世界文明是多样性的。但是, 他们同时也持有“文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