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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进路 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一个亮点是对检察官监督的基本原则、相关具体制度和程序的监督和管理进行了完善，进一步加强了民事诉讼的刑事监督制度。与此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5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首次将检察监督扩展至民事强制执行领域，正式建立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至此检察监督覆盖了我国民事诉讼的全过程。然而，需要清醒认识的是，“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并非一个普适的制度元素，相反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因而它不是一个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权力要素；事实上，用作为公权力的检察权来制衡和制约作为另一个公权力的审判权的思维范式，依然停留在国家权力的分工和合作层面，具有显而易见的国家属性，而尚未触及市民社会的民主性因素。” 一、 民事检察官监督的逻辑起点是检察官监督的谦虚性和有限 （一） 检察监督的节制性 1．谦抑原则的内涵。在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并未记载“谦抑”词条，其首先是源自刑法学研究中“刑法谦抑精神/原则”的学术用语。所谓“刑法谦抑性”又称为刑法必要性原则，“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刑法谦抑理论后来逐步扩展至刑事诉讼法、行政法领域，成为一般法理意义上的权力谦抑原则。 2．检察监督谦抑原则与检察监督的节制性。肇始于刑法学并提升为法哲学意义上的权力谦抑原则成为检察监督谦抑原则的直接理论来源。现代法治社会语境下的权力谦抑原则是指，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各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必要的克制，不仅应尽量避免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冲突，对公民私权利亦应遵循非必要不干预的准则。作为现代法治文明表征的权力谦抑其核心即为权力对权利的谦抑。 检察监督节制主义是根据权力谦抑原则所提出的一种表述， 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以下简称《监督规则》）第102条———104条规定了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 （二） 当事人主义原则 尽管民事诉讼法是公法，国家审判权在民事诉讼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解决事项的私权性，决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优先性，而这也使得作为监督角色介入的检察机关其作用方式和作用阶段的有限性。尽管民事执行程序与民事审判程序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从民事执行案件性质来看，执行标的大都具有私权性质，基于私法自治和当事人主义理念，当事人对其私权享有处分权。依据处分原则，当事人不仅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享有处分权，而且对其诉讼权利也享有依自己的意志自由支配的权利。因此民事执行程序运行过程中当事人的意志仍应得到尊重和贯彻。“在执行过程中虽有违法或不当行为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当事人对此不予主张的，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就不宜主动追究，否则有可能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当干预。” 二、 检察官关于民事诉讼、决算和储蓄的直接原因 （一） ．法律行为损害的可以救济性 民事执行救济，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侵害，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采取保护和补救措施的请求，受请求的机关依法矫正或者改正已经发生或者已造成损害的不当执行行为的法律制度。 （二） 执行检察监督的性质 1．民诉学界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序位关系的主要观点。 (1）“主动参与说”。根据该说，执行检察监督和执行救济处于并列的地位，人民检察院只要发现民事执行行为存在违法情形，无须由当事人申请，就应当直接启动检察监督，主动参与到民事执行程序中以纠正执行错误，而不论执行救济是否已经启动。 (2）“申请参与说”。根据该说，执行检察监督与执行救济紧密关联，除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民事执行行为以及追究执行人员职务犯罪等情形之外，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活动的监督只能是对于执行程序当事人、案外人申请启动执行检察的回应。 (3）“申请救助说”。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王亚新教授。根据该说，即使当事人、案外人申请人民检察院启动检察监督，但此时人民检察院还不能予以启动，只有待当事人已经丧失利用执行救济的可能性后（人民法院驳回执行救济或者不予受理执行救济等），人民检察院方能启动检察监督。 2．关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序位关系的现行法律规定。 (1）法律的直接规定。对执行检察监督和执行救济序位关系的直接规定，主要为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发的《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执行监督通知》）第4条及最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