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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的立法建议 法典独立一编的学界争议 在制定《民法典》时，学术界存在关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是否应该作为《民法典》的独立组成部分的重大争议。肯定说认为独立成编可以促进《民法典》的体系化，保障《民法典》的健全、完善和先进性，并能够实现知识产权法理论和制度对民法理论和制度的反哺 一、 总体规划中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采用四个条文分别界定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发现权 （一） 知识产权的属性 《民法典》总则关于知识产权的界定属于典型的说明性规范，通过立法明晰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客体包括哪些类型。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该条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认为知识产权是专有性权利，知识产权的客体就是具体的知识产权对象。在知识产权法学界，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具有专有性和支配性是没有争议的，但存在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对象之争。在民法理论中，一般认为权利对象和客体是同一含义。如梁慧星认为，特定利益之本体，即权利的客体，亦可称之为权利的标的，或权利的对象 （二） 绝对法定原则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该条立法旨意是采取了知识产权绝对法定原则还是知识产权相对法定原则。从文本解释而言，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在其他法律没有另行规定的前提之下，知识产权的客体就是该条列举的类型，也只有在这些已经列举的知识产权客体之上才能产生知识产权。基于此，立法旨意采取知识产权绝对法定原则。从民事权益保护的角度而言，基于自然法的影响和对民事主体的保护，民事权益是开放式体系，既不能因为法律没有列举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而不予承认，也不能因为法律没有列举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而拒绝保护，这个问题在民法学界是有高度共识的。当然，对于一些具体民事权利类型，也可能存在权利法定现象。例如对于物权，《民法典》第116条明确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之所以规定物权法定，主要源于对静态财产权益保护，维护交易安全。 （三） ．规制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的反思 虽然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但对知识产权采取绝对法定原则还是相对法定原则，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论。这个问题在法律文本的制定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早在2002年的《民法（草案）》当中，虽然也采取列举的方式，但规定了包括企业名称、传统知识、发现与发明以及其他科技成果、生物多样化，并采取兜底性条款“法律规定的其他智力成果” 由以上立法沿革，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学界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存在很大的争论。除了传统的作品、专利等外，对于数据信息、传统知识等新兴客体，是否进行规定，并无法达成共识。在此背景之下，立法者趋于保守，最终采纳较为成熟的八项客体类型；第二，就兜底性条款的设计，焦点集中于行政法规能否规定新的知识产权客体类型。立法者最终选择了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新的知识产权客体类型。需要反思的是，囿于知识产权客体的复杂性，直接通过法律进行界定和规制新兴知识产权客体，立法条件是否具备、立法技术是否达到颇值怀疑。在知识产权立法实践中，除了传统的商标权、专利权和著作权直接由法律进行规制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权利客体，均采取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先行进行规制。“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也使法律过于僵化和绝对化，难以应对立法中可能出现的漏洞并及时回应知识产权权利扩张的时代。” 二、 财产法：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一） 利质权部分 在物权编中，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体现为权利质权部分。对于可以质押的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出质后的转让和许可使用，《担保法》《物权法》和《民法典》的规定是一致的 （二） 对书面合同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民法典》第444条第1款不再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知识产权质押的时候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应当如何理解？单纯对该条进行解读，似乎立法取向发生了变化。从解释论角度，应当“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之关联，探求其规范意义” （三）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 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而言，《民法典》第440条第5项和第444条的结合，可以形成两个完全规范。第一个完全规范可以表述为“假设当事人以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进行登记，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第二个完全规范可以表述为“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后，假设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出质人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的，出质人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但就所得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在此类法律规范的具体实施中，《著作权法》第26条规定了著作权质押应当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国家版权局制定的《著作权质权登记办法》对质权登记进行了具体规定。《商标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商标权出质的问题，《商标法实施条例》第70条概括规定了商标权出质的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了《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程序规定》。《专利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