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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八》对刑罚执行工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对刑事执行有很多影响，需要深入研究以下问题。 一、 刑期减轻的执行规定 一是《刑八》虽然减少了死刑罪名,却增加了生刑的期限。原《刑法》中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最高为20年。修改后变为“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35年的,最高不能超过20年,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二是对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以及这两种刑罚的最少服刑年限作了调整限制。调整后,被判这两种刑罚罪犯的法定服刑期限均有增加。 这些看似只涉及部分罪犯的刑期,但却延长了整个押犯在监狱的平均关押期限。这将导致监狱流动性变差,押犯人数自动累加,进而影响到监狱警力、监狱设施及监狱正常的监管改造秩序等诸多方面。 二、 重刑犯将长期缓慢上升的原因将进一步加 一是今后除被取消的13项死刑罪名的犯人都将成为重刑犯外,部分犯罪的法定刑期也提高到了10年以上。例如,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期由10年提高到15年并增加了罚金刑。又如,强迫职工劳动罪将法定最高刑由3年提高到10年等。这无疑将增加重刑犯的人数。二是扩大了限制减刑、假释的范围,延长了部分重刑犯法定服刑期限,增加了对罪犯假释的审批条件。将原《刑法》中限制减刑的范围扩大到:“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依照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同时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50条第2款规定限制减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5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0年。”将不得假释的罪名由5种增加到8种。同时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假释的门槛。这些都将导致重刑犯人数的增加。 事实上,导致监管改造工作难度增加的因素,不仅仅是重刑犯的不断累加,“不得假释”、“限制减刑”及相关法规在压缩限制了刑罚执行部门空间的同时,也使相当一部分重刑犯向前改造看不到希望,回头找不到“岸”。在此情况下,要让这样一些罪犯树立起改造信心,积极投身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会由于缺少法律的激励因素而变得更加困难。 三、 《刑八》颁布前罪犯百分考核作为监狱管理中的基础地位就难以为继 就刑罚执行方面而言,主要是《刑八》关于刑事奖励方面的修改对部分罪犯将产生的影响。在《刑八》颁布前入监服刑的那些罪犯,由于《刑八》的颁布实行,其原有的改造预期变得不确定,或难以实现,从而势必影响到其现实的改造态度。特别是那些属于“限制减刑”和“不得假释”之列的重刑犯,他们中的部分人就面临着在今后漫长的刑期中,即使再怎样努力改造也难以获得减刑,或者无刑可减的现实。这样对于这部分罪犯来讲,监狱就不再是充满希望的改造场所。这些罪犯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入监时对自己的改造是有预期的(包括他们的家人),入监后他们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刑八》的颁布施行难免会让他们对自己之前的改造预期有落空的感觉,进而导致其改造信心的动摇。这一切并非是他们不去努力,并非是他们不想努力,而是由于他们始料不及又无法抗拒的修法现实。 就管教工作方面而言,主要是对监狱机关这些年刚刚完善起来的罪犯百分考核工作冲击较大。罪犯百分考核作为监狱管理中的一项基础工作,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罪犯改造情况,是监狱机关乃至法院对罪犯进行奖惩的主要依据,不少单位甚至已搭建起了刑罚执行机关百分考核奖分与法院减刑裁定期限直接挂钩的平台。在《刑八》颁布前,罪犯百分考核作为罪犯奖惩依据具有普适性,《刑八》颁布后,由于特定条款的限制,其普适性大打折扣,而其特定性则显露出来。作为一项事关罪犯改造命运的工作,罪犯百分考核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其普适性,失去了普适性,只能对部分罪犯起作用,那么罪犯百分考核再作为监狱管理工作中的基础地位就难以为继了。指出这一点并非是说修改《刑法》时应当顾及监狱现有的管理制度,而只是要说明,在整个刑事法律体系中,一项法律的修改影响的不仅是其自身,还牵涉到其他法规的存废形态。《刑八》中某些条款的修改,必将导致包括监狱机关罪犯百分考核管理制度在内的相关法规的变更,甚至于重新建构。 四、 《刑法》规定了一个刑罚执行权的主体,对社区矫正主体造成了质 就刑罚执行权的统一与制定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刑罚执行法典的问题来看,近些年来,《宪法》《刑法》《刑诉法》等相关法律的不断修改,让本身就不统一、不健全的刑罚执行法律法规的建设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从刑罚执行主体多元这个问题上看,刑罚执行权不是向统一发展,而是进一步被肢解了。一般来讲,我国刑罚执行方式有5种,即: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和驱逐出境。《刑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