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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透视的被看与被看凝视与构建《窃听风暴》中的看与被看 多纳斯马尔克（dunasmakas）于2007年获得最具讽刺意味的德国电影《监听风暴》（daslebenderien），背景是冷战时期的白林墙很快崩溃的背景。讲述倾听的故事。东德国家安全部情报员维勒斯由于忠于职守地“监听”东德作家格奥尔格·德雷曼而改变立场，开始保护上级要求他侦察的对象。在影片中，监听和被监听可以视作一组“凝视”的较量，《窃听风暴》的凝视系统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凝视系统，即权力体系下的监听“目光”，维勒斯在德雷曼家中暗中布下层层通讯电线和监听设备，监听他的动态和隐私；另一个是主观凝视系统，即情感凝视系统，在全方位深入了解德雷曼的生活、语言和思想的情况下，维勒斯的主观情感态度发生了逆转，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生活凄苦。作家德雷曼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遭到全方位的监视和窃听，他的工作、社会活动、艺术创作和情感生活，一切隐私信息暴露于外。作为“被凝视”的对象，他看似始终占下风，从未起疑，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他的“被凝视”这一行为本身，却影响和改变了凝视主体维勒斯，维勒斯开始重新审视和建构自我，最终做出自己的选择，影响了自己的思想和命运。 权力体系下的监听和被监听、“看”与“被看”在道德伦理场域之中颠倒了主客位置。被监听者反过来“控制”了监听者，被凝视者反过来，从更高的内在精神层面凝视着凝视者。 一、 语音/声音：从“支撑着德曼”走向“视听” 电影《窃听风暴》的故事背景是1984年的东柏林，民主德国的人民被国家安全部(史塔西)严密监控着。这个部门有十万在职人员、二十万人的情报网，监控着整个国家，并明确宣称“如果你对社会体制有所质疑，安全部就有权把你关押起来”。维勒斯是安全部情报员，同时也任教于波茨坦艾伊歇史塔西大学，他具有高超的审讯和情报处理能力。电影开篇用录音回放、镜头切换再现了维勒斯的审讯和侦察技术，让观众感受到“听觉”在故事中的重要作用，也为影片的主要情节“窃听”交代了前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系统阐述了感官等级制，“他们又依据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把人的感官分为距离性的感官(如视觉和听觉)和非距离性的感官(如触觉、味觉和嗅觉)，并认为前者是一种认知性的高级感官，后者是一种欲望性的低级感官，因此前者必定优越于后者。” 电影中安全部认定德雷曼“不像表现得这么清白”，派人进行监听以找到其“不忠”的证据。维勒斯上尉对德雷曼进行窃听，正是在政治权力机制之下，作为国家机器之手执行的政治性任务。对一个毫无证据证明其犯罪事实的作家，实施先下定论，再找线索的一套“欲加之罪”的做法。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行动者的习惯、位置和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有着密切联系，阿尔都塞将学校教育、教会、媒介等界定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些都可以视作“场域”。在电影《窃听风暴》中，维勒斯上尉及其上司海普夫作为国家安全部(史塔西)中具有一定权力地位的行为者，在这场政治监听任务中，占据绝对主导的位置。被当局怀疑而遭秘密监听的作家德雷曼显然在这个场域中处于被控制的弱势位置。其间的权力关系也一目了然，维勒斯监听和记录着德雷曼的生活工作动向，以上帝视角审视着德雷曼，而德雷曼被迫卷入这个场域之中，毫不知情，自然而然被这层权力关系剥夺了反抗之力。 与视觉中心主义的观点不同，“窃听”不会成为萨特所言的透过瞳孔的“窥视者”角色，因为没有晶体传递到大脑的具象信息，而图像在现代社会不再只是信息、符号，更是一种物质性的力量，蔓延于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作为同一范畴的声音，没有达到如图像、影像那么直观明显的程度，但恰好更加具有隐匿性。窃听与偷窥，在信息可靠性维度上不相上下，例如影片《窃听风暴》中，维勒斯对剧作家德雷曼的窃听，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利用听觉系统的“观察”。维勒斯除了记录他有价值的言论和日常行为之外，还在监听室地板上用粉笔勾画出德雷曼家的房屋平面图，试图跟随声音信息，用图像呈现他的活动行径。 影片中的“监听”已成为一种凝视，而凝视本身就是镜像的。维勒斯凝视着德雷曼的同时，德雷曼其人、其言、其思无不相对地凝视着维勒斯。影片中，当维勒斯目睹了海普夫部长与德雷曼的女友演员克里斯塔的私交，又“聆听”了她的痛苦与无奈，以及情人间的爱与扶持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同时也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他回到自己家中，在洗脸池前用冷水冲洗脸颊，默默凝视镜中的自己。这个镜头恰到好处地表明维勒斯第一次感到触动，正视了自己的欲望，以及内心深处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渴望。 在这次触动之后，维勒斯趁德雷曼不在家，亲自去了他的住所，仔细查看了他的客厅、书房。当维勒斯走到他的书桌前，镜头给了桌上的钢笔和沙拉叉一个特写，这些正是维勒斯在监听他的生日会时，德雷曼和克里斯塔的对话里提到的那些物件。这样的镜头语言传达了一个信息，维勒斯正在将监听设备里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