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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利弊分析 一、 我国刑事责任期限的现行规定和问题 (一) 要求规定受罪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 从本质上讲，青年刑事司法应包括对青年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而作为实体刑法, 首先需要规定的内容就是可以构成犯罪的主体的人。自然人犯罪中, 首先要规定的就是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一般包括下限和上限, 即多少岁 (“岁”指周岁, 下同) 以下和达到多少岁以上就不负刑事责任。本文只论述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 (本文排除精神疾病、盲聋哑等特殊情况) 。 (二) 减少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各国都会依据自身的传统、社会经济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即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 以年龄为划分层次来规定某些严重犯罪可以由相对更低的年龄构成;而其他犯罪则不作特别规定。我国《刑法》的第17条第1、2两款对刑事责任年龄作出了相应规定。 这种规定是受前苏联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影响的结果。前苏联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刑事政策, 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的调整过程。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彰显政府的宽容而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得比较高;1920年3月4日, 苏共再次颁布法令, 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4岁;6年之后, 《苏俄刑法典》甚至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作出确切规定;到了1935年, 随着斗争的需要, 苏共通过了《关于同未成年人犯罪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 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再次降低至12岁, 同时规定“适用一切刑罚方法”。这种严厉的立法规定, 反映了“强制是同犯罪作斗争的万能手段”这一当时的主导性观点。二战后至苏联解体前, 随着经济恢复和斗争形势的缓和, 苏联刑法确定16岁为完全刑事责任、14至16岁负相对刑事责任的‘三分论’体系, 并以1991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中的规定而告终。 (三) 刑法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保护,从根本上限制了刑事责任年龄的发展,但是现代刑法对于目的更 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 我国目前的规定显然难说合理。对此, 很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观点, 甚至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 将刑事责任年龄定在一个更低的年龄。目前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 威慑力不够。随着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交流的不断便利化促使了未成年人对社会信息的接受越来越快捷, 而这些信息就包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这就造成了有些未成年人利用法律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而故意实施犯罪。 其次, 法律规定脱离实际情况。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两项最重要的考察因素, 现在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 二是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义务教育普及的今天, 对学生的基本教育已经能够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并应当了解控制自己行为的重要性。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1997年6岁以及6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占14.16%, 小学文化的占40.67%, 初中文化仅有30%;2002年小学的净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8.6%、90%。12、13岁的学生大多处于小学高年级和初一水平, 已经形成基本的善恶观, 对于刑法所规定的各种犯罪行为大多是可以辨别并能自我控制其行为的。因此, 从心智上来说, 现在调整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也是必要的。另外,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 青少年的生理发育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 其作案能力也有了提高。 再次, 实体刑法很大程度上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保护。近代刑法通过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达到对个人的保护。但是, 我们更要看到, 实体刑法的规定对社会对公众的保护。刑罚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保护公众免受犯罪的侵害。因此, 刑法的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威慑和预防, 只有在威慑和预防无效的情况下才使用其打击的功能, 而打击的功能又从相反的方向来增强威慑和预防的效果。 二、 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材料” 近代法治发展的步伐表明, 我们更为看重公权可能对私权造成的侵害, 而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 预防私权受其他私权的干预和侵害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 用刑罚来威慑并预防犯罪就有更为现实的意义。要给公众以更为全面的保护, 就要防止刑法在规定刑事责任年龄之时留下一些较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一刀切”与个体的生理体力、智力发育的不平衡的问题。 年龄, 具有某种标签作用。某个年龄的人所具有的某种体能和智力上的统计数据就与这个年龄具有了某种对应关系。而社会往往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大致获得某种年龄与体能和智力相匹配的模糊化但概括的数据, 从而可以总结出某个年龄段的人所具有的体质和智力特征。 而法律的制定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一个明确而现实可行的标准。最容易实施和标注作用最明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