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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马勒与19世纪的交响曲 康斯坦费洛洛斯是一位德国的音乐家和马勒的研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极广, 尤其擅长对浪漫主义音乐进行深度阐释。2014年由彼得·朗公司 (Peter Lang Gmb H) 出版的《古斯塔夫·马勒与19世纪的交响曲》 (英译版) 马勒的音乐自20世纪下半叶起就引领了极为复杂的大众文化。在当代东西方的音乐厅中, 这些作品成为听众为之迷狂的经典和指挥家们的制胜法宝, 20世纪著名的指挥家如伯恩斯坦、阿巴多、滕斯泰特等都因为马勒作品而收获了巨大声望。然而, 音乐厅和学术圈对马勒的开拓是不均衡的。尽管各大音乐厅争相上演马勒的作品, 但是在西方严肃的学术探索, 尤其是音乐分析的研究中, 马勒的作品却并不“受宠”。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 依照史料记载, 马勒相对于其他作曲家而言, 显示出了过分的独创性, 是从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而来的天才, 这也使得他与传统作曲家的联系不那么明晰, 而如此一位标新立异者向来都更容易招致偏见;第二, 马勒的作品太贴近非音乐的内容了, 与更依靠纯粹音乐力量构建成的作品 (如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音乐) 相比是略微逊色的, 因此也会给真正的“音乐”阐释带来麻烦, 而这些成见也造成马勒在音乐史上地位的不稳定。弗洛罗斯在这本著作中对这类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 全书分为循序渐进的三大部分: (1) 交响曲的基础; (2) 交响曲的普遍性; (3) 交响曲的要素。作者对马勒等19世纪作曲家作品、美学观念和体裁属性进行了系统梳理, 并基于语义符号理论对多部作品艺术和技术要点展开精心考察。而如此大规模地探讨马勒与其他作曲家关系的研究在西方学界也是独特的, 对于后辈学人都是很有意义的学术资料。 一、 马勒与传统的关联 弗洛罗斯所关注的焦点自然是马勒的音乐。在本书中, 一种“涟漪式”的书写构架也成为了基本的内容:在该著作三个部分的写作中, 作者均是以马勒为中心向周围辐射, 将他的作品放置在19世纪音乐史的广阔语境中进行阐释, 从而与贝多芬之后的浪漫传统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联系, 内含多位作曲家和理论家观念的交锋。与另一位将贝多芬作为古典风格捍卫者的大家罗森 (Charles Rosen) 不同, 弗洛罗斯显然将贝多芬视为19世纪浪漫主义交响乐的开端, 认为贝多芬的新型交响曲范式对之后的音乐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力。 弗洛罗斯在一开始就指出了马勒评价中的巨大争议问题, 认为争议的源头在于一些马勒时代权威学者如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施佩希特 (Richard Specht) 、里曼 (Hugo Riemann) 和阿德勒 (Guido Adler) 的“折中主义者”/“原创性天才”论、布鲁克纳的继承者/反对者论, 以及马勒自己曾有的否认受传统作曲家影响的言论。弗洛罗斯的见解是, 传记作家们针锋相对的言论让马勒与传统的关联更加含糊不定, 实际上伤害了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应当意识到, 尽管实证主义的传统非常强大, 但是过度信奉第一手资料也会导致对作曲家的不公正评判, 这对创新型的学术研究是不利的。对于研究马勒的学者而言, 传记作家所谓的权威资料虽不可缺少但也不应被其蒙蔽, 我们更需要从马勒音乐自身的角度去提取并判断他与传统的关联性, 并且在诠释过程中注重因为时代、历史和民族而有所差别的接受者的音乐审美感知。 作者用了两个部分阐述了马勒和19世纪浪漫作曲家交响曲中的基本问题, 从交响曲的基础和普遍特征上证明了马勒与贝多芬之后作曲家的联系是广泛的。弗洛罗斯指出, 贝多芬无疑为其之后的交响曲奠定了基础, 他所创造的交响音乐新范畴在于, 他的《田园交响曲》成为标题性交响乐的原型, 而他的《第九交响曲》则开辟了“交响康塔塔”, 即一种包含着合唱和歌词的交响曲, 这样作曲家就避免了滑入传统歌剧的领域。弗洛罗斯将马勒交响曲分为器乐交响曲和交响康塔塔, 而这也显示了马勒对贝多芬传统的接受和创新。在VII部分中, 作者注意到了这个时期的一条“新美学之轴”, 即汉斯立克的自律论对各位浪漫交响乐作家的影响, 以及理论家和作曲家对此展开的激烈争论。而马勒对于这个当时的热门问题有着很明确的反应。1895年夏他提到:“不断变幻、更新的内容自身决定了它的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 我必须不断地重新学习塑造表情新意味的方式。” 而基于贝多芬的交响曲新范畴以及马勒等作曲家所持有的“情感论”论调这样一种整体性认知, 作者在本书的第一、二部分中对马勒的交响康塔塔概念、结构设计、音乐主题与“诗意概念”, 以及源于器乐和声乐音乐的特征等方面展开了论述。这也使得贝多芬与其论述的中心马勒之间构成了音乐史中更加细致的维度。 在有关马勒音乐语汇渊源的探索中, 作者探讨了两种源自李斯特和柏辽兹的充满了诗意的语义表达方式, 这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