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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有效性的权利限制 一 保险合同解除权的解除 保险合同争议制度是指保险公司因履行保险责任而在争议中未披露的保险合同的有效制度，包括保险公司关于保险合同效力的原因、期限和法律影响的制度组合。 我国《保险法》第16条为保险合同可争议规范的体系化规定。该条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保险人仅得以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重要事实为由,解除保险合同;前述解除权,仅能于可争议期间内行使;但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有解除合同的事由,或者超过可争议期间的,不得解除保险合同。《保险法》第16条相比较我国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在制度设计上更多地关注了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以多重限制进一步缩小了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这种制度体系的完备而产生的变化,为我国保险法理论和司法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二 保险立法例对保险合同的可争议条款的关注和影响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自治空间十分广阔,这是由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的。保险合同为机会性法律行为,分散被保险人的危险为其目的和功能。但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仅以保险人合理评估风险并选择承担的危险为限。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危险情况的如实告知,对保险人评估风险有直接的影响,保险人决定承保以及确定保险费率,均以投保人告知的真实危险状况为基础。保险合同订立时还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状况最为了解,投保人“逆选择”的心理会助长其隐瞒保险人评估风险可能不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危险状况,增加了保险人承担责任的概率和风险成本。保险人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均会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可争议条款,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保险责任。约定可争议条款,与其说是合同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和私法自治的产物,不如说是保险人管控危险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因为保险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为其基本形式,可争议条款的约定更难以真实地反应被保险人的意思。“每个人都知道,合同的订立并不是关于合同条款的负责任的谈判协商的结果。” 在这个层面上,世界范围内的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条款,始终施加着持续的关注和影响。保险立法例对可争议条款的审视,不在于应否给予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而是要确保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的合理性。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如实告知的,若其事实对保险人评估风险不产生影响,允许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而言,过于苛刻,这不符合诚实信用与对价平衡的原则。保险人能以什么样的事由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单纯指望保险公司在合同中加以限定,也是不现实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同法域的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事由均有规定,以此限定保险人依照合同约定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事由,从投保人告知义务的条件、 关于可争议条款的自治和强制,还有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因为保险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曾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自我矫正”的运动。在人寿保险领域,合同的可争议成为人寿保险单的信用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保险人可以随时对保险合同的有效性提出争议,被保险人(受益人)不能不怀疑其最终能否取得保险给付,在19世纪后愈加明显,严重制约了人寿保险市场的发展。为了提升社会公众对人寿保险的信赖,拓展保险市场的发展空间,英国的保险公司自19世纪中期自行在人寿保险单中使用“不可争议条款”。 在我国,作为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的意思自治始终受到尊重。但是,保险法并没有放任可争议条款的随意性,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强制的过程。在1995年保险法颁布前,我国保险公司在合同中约定可争议条款,不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几乎没有约束。但问题一直存在,保险人基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解除合同的,法律是否应当或者如何对之加以约束?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第16条 当然,前述《保险法》第16条作为限制保险人解除权的规定,因为缺乏约束保险人解除权的期间限制,受到保险法理论和实务的不断抨击。尤其是,我国的人寿保险业,作为长期的险种,已经出现“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借口投保人告知不实,不愿承担责任,故意为难,拒付保险金等”等乱象,危害被保险人应有的保障,也不利于我国人寿保险业的发展,呼吁立法增设合同不可争议的规范。 强行法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得违反的法律规范。当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与强行法不同,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国保险法对此没有规定。在我国私法理论和实务上,依照强行法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效力的影响程度的差异,将强行法区分为“管理性规范”与“效力性规范”,“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我国民法对于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并没有提供区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