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阿斯塔那新出三种吐鲁番考古报告介评.docxVIP

《吐鲁番阿斯塔那新出三种吐鲁番考古报告介评 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曼哈楚墓》、《哈曼哈楚鲁卡》、《吐鲁番金唐墓：交河西、木纳尔、巴达木挖掘报告》三份考古报告相继出版。三者距离墓地最晚发掘时间分别为43年、16年、15年。这是新疆考古工作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吐鲁番学考古资料的重大收获。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哈拉和卓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10月，490元） 本书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之八。该书文字报告部分224页，后附高清彩版共233版，计679张图，刊布了584件文物（文书正反面以1件计），另有2幅墓室后壁的绘画，占两版。附有《吐鲁番哈拉和卓墓葬登记表》《吐鲁番哈拉和卓墓葬出土墓志登记表》《吐鲁番哈拉和卓墓葬出土文书登记表》 该书共刊布了69座哈拉和卓墓葬的资料。其中1964年发掘的1～6、8、12八座，1966年发掘的301、306两座，1969年发掘的15、30、32、33、36～39、42、47～54共十七座，1975年发掘的55～61、68～76、78～82、85～99、101～105共四十一座。另有1975年在墓地采集的两块墓砖。根据侯灿先生记录，其采集于同一处 本书编撰者求真务实且严谨的科学态度在书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因本书整理面临很多资料的缺失、文物散藏于不同机构、发掘工作主持者去世、前后多易人手等原因，编撰者采取如实交代的态度，如“未见实物，仅据照片描述”（55页）、“发掘记录缺失，性质不明”（62页）、“整理资料时，未见随葬品”（111页）、“未见平、剖面图”（116页）等描述，都体现出其严谨之处。 对部分器物及其上附着物进行描述与细节研究是本书编撰者作出的一大贡献。如报告对64TKM2∶9灰陶罐颈部所系提梁麻绳的系结方法做了非常仔细的描述与复原研究；对69TKM39∶2鞓带的细部结构及其上附着物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且从多个方位绘了共12幅线描图；对牛、车两件一组的75TKM96∶11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文字描述，对木牛绘有2幅线描图，对木车从前后左右上下6个视角进行了6幅线描图的绘制，而彩版中用3个版面刊出了3张高清木牛车的照片，为了完整呈现该件文物，图版一四三将左右两版制为一版。 本书部分彩版文书的刊布，对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荣新江教授、刘安志教授、王启涛教授、伏俊琏教授等先后主持的大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或写本研究项目的立项和运行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肆卷中收录有编号为66TAM30的文书 因当时发掘机构不同，文物现藏地不同，导致现在整理难免出现困难和缺憾。当时吐鲁番地区文管所也一直参与发掘，所以有些墓葬资料留在了吐鲁番，现藏吐鲁番博物馆。阿斯塔那墓地和哈拉和卓墓地的发掘资料出版公开，吐鲁番博物馆所藏部分可以相对补入，完善其中所缺环节。 根据粗略统计，吐鲁番博物馆现藏出土或采集自哈拉和卓墓地的文物至少有49件。303号墓所出文物有联珠天马锦、彩绘木碗、彩绘木罐、木握手、木梳、海贝及波斯银币共19件，304号墓出土现有登记的彩绘陶碗和握木各2件，308号墓出土文物有木牛俑、女木俑及其他木器残件共9件，301和306号各1件，341号墓1件木碗，346号墓1件木盆，383号墓2件枕上铅饰，384号墓有木箭、木刀套、织绣囊、弓箭箙、“非”字形木篦、羽毛6件。另几件叙述如下。 前述侯灿文提及：“两方墓砖带回地区文管所后，文管所的同志提出要留下一方以供展览”，所以最后带回新疆博物馆的一方为朱阿定的墓表，留在吐鲁番的一方为其妻杨氏墓表。杨氏墓表录文于《高昌墓砖拾遗》 吐鲁番博物馆藏一木鸭，编号为TKM1∶15(TLF00270），哈拉和卓墓地出土。本书记录1号墓随葬品46件，不知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存数还是当时发掘记录数字。本书所列出土随葬品中正好无编号为15者，且编号为14者是一件木梳。另，该墓随葬品的编号显示出一个特点就是编号数字靠前者多为木器。这也从侧面说明该木鸭为该墓所出。 木案板编号为64TKM4∶2(TLF00459），查本书所刊出4号墓的文物即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文物中没有编号序列为2的随葬品，则此件即是。 木耳杯显示的编号为64TKM∶3(TLF00284）。如此显示可知，该文物出土于1964年，“M”后没有详细数字，要么为书写的过程中丢失，要么为墓地采集文物。与本书所刊出1964年发掘的8座墓葬出土文物比对，所刊1、2、4、5号墓文物中已有编号序列为3者，证明该木耳杯非这4座墓所出；8号墓根据当时的《墓葬出土文物登记表》记载仅有1枚波斯银币，说明不会有木器出土；12号墓未清理，仅有1方墓志；6号墓记载发掘记录缺失，只有1件握木。只有3号墓中没有编号序列为3者。综上比对，如该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