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发展-少数民族音乐的民族音乐学解读.docxVIP

? ? 传承与发展 少数民族音乐的民族音乐学解读 ? ? 连 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浓郁的地域特色、淳朴的民风民俗和丰富的人文情怀生生不息，水乳交融，共同缔造了闻名于世的中华文明和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与汉族一样，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历史上，少数民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创造了众多音乐品种和音乐形式。翻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在2006年至2014年共四批1372项名录中，音乐类(含民间音乐、传统戏剧和曲艺)共459项，其中少数民族有207项，分别占总名录和音乐类名录的15%和45%，这些数据既展示了少数民族音乐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极高的审美价值，也体现了当前我们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高度重视。随着电子网络、现代传媒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而深入，给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传播带来了良好契机。与此景象相悖的是，许多珍贵历史资料和传统技艺遭到破坏或遗弃，大量凭借口头传授和行为传承的少数民族音乐被掩盖在商业和流行文化之下逐渐消亡，抢救与保护迫在眉睫。这些问题绝不是仅依靠列入保护名录和增加资金投入所能解决的，必须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做出理性思考，提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文化内在规律的宏观策略和具体办法，而这正切合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和当代责任。 一、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价值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主要分布在大陆西部及北部偏远地区，历史文献多称之为“夷”，故有“四夷之乐”“夷狄之乐”等说法。早在五千多年前，神州大地由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汇成的音乐文化，便呈现出多元起源与融合发展的格局。各民族均拥有本民族创造和传承至今的优秀而独特的音乐，以歌伴舞为主。据古籍《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后发即位，元年(公元前1774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路史·后记》十三注记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说明至少在2900多年前的夏代就有少数民族到宫廷表演乐舞。因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不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调式音阶的特点各不相同，学界据此把它分列于东亚乐系、欧洲乐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其中有49个少数民族音乐属于东亚乐系[1]。长期以来，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渗透，逐步形成了今天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大观。 纵观历史传承，尽管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历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2]，但文化脉络始终明晰。历史上，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主流形态。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之后，中国就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魏至隋唐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决定着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音乐(如龟兹乐等)被宫廷乐大量采用，对后世中原传统音乐的构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同地区也有着相似的文化主题、民间故事和情感认同，导致音乐“同宗”现象普遍存在，一曲《茉莉花》传唱大江南北便是最好的例证。宋元之后，尽管宫廷乐舞日趋势微，但民间音乐交流却得到多样化和多层次发展[3]，汉族地区出现了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新兴擦奏类乐器和弹奏类乐器。 明清时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音乐文化融合得到增强，形成了许多共同的文化取向。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入侵让中华民族一度迷失于西方文化浪潮。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逐步摆脱西方文化的阴影，从一味西化转向洋为中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再度迈向繁荣并呈现出新的生机。 横观地域特色，在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并非一脉相承的。受历史传统、居住环境、社会状况、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影响，各族人民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传统音乐文化，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和宫廷音乐，其中以民间音乐与人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从地域分布看，中国传统音乐大致可分为海洋型、平原型、高原型、沙漠型、草原型，以及介于上述各种类型之间呈中间过渡的不同形态[4]。同一民族居于不同地域、同一地域又居住着不同民族，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呈现出更多的复合形态。长期以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既相互渗透又相互排斥，使得各民族音乐和而不同，既有共性规律，又有个性特色。以戏剧为例，各民族均有曲牌体结构形式，但板腔体只在汉族和南路壮剧中才有。在角色表现方面，各民族都既有类似的行当分腔，但具体类型各不相同，不能逐一对应。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种少数民族音乐时，应当坚持整体和共时的观念，将把它放在特定的时空内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系统把握。 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音乐多以口头方式相传，保存着以前方言中的许多语汇和发音特点，记载着大量社会风俗、人情世故和节庆礼仪，是我们研究过去方言土语和风俗民情的“活化石”，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前年夏天，笔者在赴贵州考察时，有幸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