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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中国的复兴 阿斯塔纳经常被比作中亚的迪班。其实阿斯塔纳看上去实在是更接近于中国当代任何一个新城或城市新区。这座不到20年的时间里突然出现的中亚新城,真正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建设奇迹,尽管这与中国持续30年的造城运动相比实在还是有点小巫见大巫。作为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的新首都,哈萨克人赋予这座城市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比起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的大大小小新城造城者在“规划目标”中所追求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似乎还要深重得多。毕竟,这座全新的城市(尽管它的前身也曾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之所以被规划建设,并非像中国大多数新城那样,大规模开发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房地产开发市场及土地经济的推动,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对过去苏联时代强烈的脱离意识。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一座伟大的首都,很显然,作为前苏联中央政府重力打造的中亚重镇阿拉木图,尽管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经济基础上都要处于绝对优势,但的确难以担负起这样一个沉重的政治历史负担。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出于地理位置和发展空间的考虑,阿拉木图与阿斯塔纳相比也真的不具优势。阿斯塔纳周边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离俄罗斯更近,尤其是离俄罗斯的远东交通干线更近,更有利于借力发展经济。政治经济看似相反的诉求在新首都却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让人不得不佩服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政治智慧。 几乎同中国大多数新城(或成倍扩展的老城)的建设模式完全一样,阿斯塔纳近20年的建设发展史也始终是在力求规划先行和总是规划滞后于建设之间不断博弈的历史。黑川纪章先生的规划方案夺魁,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几乎同一时期黑川先生在中国深圳和郑州的规划中标方案。这使人不得不承认两个不同民族在价值取向上的高度相似性。轴线居中、空间宏伟、建筑追求个性、城市总体意向具有极强的纪念性和展示性,等等,这些在中国当代城市中极为普遍的追求,使人几乎忘掉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是两个有着极大文化差异的国家。黑川先生一生鼓吹城市的“新陈代谢”,强调城市的有机生长,但在这些他规划下新建的城市却怎么也无法联想起城市的“有机”生长。黑川先生生前我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是否总是以上帝的眼光看城市?因为他的规划似乎都只能从天上往下看才能看得出他追求的意向。记得他对此笑而不答,也许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高大上的理论与不得不向现实社会中权力低头的巨大矛盾。19世纪奥斯曼男爵在巴黎划出的那一道道轴线,一直到20世纪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仍然在继续延伸,且似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奥斯曼先生如天上有知,会嘲笑那些后来的革命者吗? 和中国当代城市一样,在阿斯塔纳,“标志性建筑”对于城市的空间统领作用,乃至于对于城市精神的象征性表达,也是表现得如此直白和直观。于是我们看到了阿斯塔纳的另一个有趣的与当代中国的相似之处,城市对于各种建筑形式的渴望。再加上各种不同的文化诉求乃至政治诉求还需要不同的“标志性建筑”,于是在阿斯塔纳,我们看到了从欧式古典到当代各流派争奇斗艳,穆斯林传统与现代世俗口味同处一台的奇特建筑现象,城市仿佛一场建筑博览会。结果,无论是在中国或是阿斯塔纳,也无论是欧洲或是迪拜,福斯特先生们无往而不胜。建筑师们仿佛遇到了旷世良机,在中国被一些学者们称之为“当代建筑师的试验场”。大大小小的建筑师们的理想一一得以有机会变成现实。至于建筑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经济利益之战,自然地域之差,还有生活方式之别,这一切似乎都已失去任何意义。对于建筑师而言,“英特那雄耐尔”早已实现。与“标志性建筑”纷纷成为城市空间主角的同时,“理想的规划布局”在这些“新兴国家”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得以实现,“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风貌独特”、“运转智能”成为所有新兴城市的追求与标榜。但却也普遍地忽略了另一个似乎更加重要的考量,人性需求,特别是普通人的人性需求被淡化了,城市底层的需求更是被遗忘了。城市空间中人的适宜尺度、人的便利生活,都变得不重要了。还有自然生态系统维护保育,节约资源节约能源,似乎也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阿斯塔纳建设中也常面临着另一个困惑:大干快上造成规划常常赶不上变化,规划常常滞后于建设——这一局面同中国当代城市也几乎完全一样。一方面是大规模建设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划来保证其建设的有条不紊且“布局合理”,但另一方面建设的快速却又总是来不及保持规划的前置。“规划赶不上变化”成为一种普遍状态。看来要想让规划总是保持先于建设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更不用说还要期盼“规划合理”、“××年不变”。 相比中国城市,哈萨克斯坦的同行们也有做得比中国更好的地方。阿斯塔纳的人均汽车保有量与上海相近,同样面临着交通拥堵的问题。但他们在规划伊始就充分考虑了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优先和自行车行车系统规划,相信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会发现他们在规划中的未雨绸缪将会发挥极大的优势。这也使人想到当年上海规划中对于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