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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春秋时期的凯恩斯主义者 管仲：春秋时期的凯恩斯主义者编者按 很多现代的经 济思想，其实都有很长的历史。例如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并 不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它就曾被应用。 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管仲，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杰出代表。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吴晓波先生的这篇文章，认识一下这位 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者，并体会一下其学说的是是非非 吧！ 管仲像 管仲，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先 秦诸子中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于 《管子》一书。管仲博通坟典，淹贯古今，有经天纬地之才， 济世匡时之略。他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 国强兵 ，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 《管子》的思想 颇为接近。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 ，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 说起。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 土 ，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 ，相安无事，因此没有任何求 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 戎杀死 ，西周终结。从此 ，天子权威丧失 ，各国开始火拼 ， 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 ，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 们则视之为变革的发生。所谓国家，从来是血腥竞争的产物， 这是举世之公理。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 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 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 则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 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 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春秋有“五霸”，首霸 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 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 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 ，地狭、滨海、 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 ， 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 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 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特别有趣的是， 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好”， 好吃、好田、好色 ，辅佐他的人叫管仲 ，是一个战场逃兵和 很失败的商人 ，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 意商人 ，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 功的经济大变革。1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在漫长的前工 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 ，一个是重农主义 ，一个 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 ， 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 在 《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 ，第二等 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 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 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 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 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 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 很有“企业家精神”。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 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一政策的要点 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 ，按各自 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 ，管仲规划士乡 十五个 ，工商之乡六个 ，每乡有两千户 ，以此计算 ，全国有 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 计算)。此外 ，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管仲认为，四民分 业有四个好处 ：一是“相语以事 ，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 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 ，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 ，相 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 三是营造专业氛围 ，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 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 环境 ，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 ，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 专业技能。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 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 ， 以丝绸为例 ，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 ， 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 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 冠带衣履皆仰齐地”。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 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 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