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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法》中的监狱职能及其社会价值 1994年12月，中国现行监狱法通过，2012年修订。 一、 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 犯罪行为经过司法审判，犯罪人被判处刑罚后，其就需要接受刑罚惩罚，监狱即是这样一个承担特殊职能的场所，负责刑罚的严格执行。刑罚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监狱法》所蕴含的首要价值就是刑罚正义，通过惩罚犯罪体现国家尊严，这是从单一形式法治或实质法治理念，向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发展过程。我国初期并未进行专门的监狱立法，当时的理念认为，监狱的首要价值就是惩罚，必须从实质上体现国家权力威慑、彰显社会正义，通过对罪犯实施监禁、施加刑罚，来平衡其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和社会所造成的损害。以报应刑理念为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法治，重在刑罚的施行。随着法治发展，《监狱法》确立实施，以明文规定将法治发展成果文字化。刑罚正义成为新的价值追求，其内涵也随之变得立体和丰满，开始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当适用明文规定有矛盾时，可以注入法的精神，寻求实质法治来解决现实问题。从《监狱法》的价值追求角度看，强调实质正义时，并不能舍弃法的确定性，一味寻求个案正义，毕竟法律滞后于社会，尤其是在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虽然实质法治从形式法治的内部追求条文背后的正义，更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在《监狱法》的价值理念实现过程中，单一追求实质正义是非常危险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并不对立，体现的是形式刑罚正义与实质刑罚正义，对法治的实现来说，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例外，都是公平正义的延伸、矫正和补充。监狱虽然对罪犯实施监禁，剥夺罪犯自由，但同时也必须对罪犯实施科学管理和矫正，其本身就是惩罚与改造功能的统一，所以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 狱内危险评估 《监狱法》蕴含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改造罪犯、帮助需要回归社会的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监狱在执行惩罚的同时，还要进行教育改造，改变罪犯的犯罪思维，通过罪犯危险评估，进行分级管理和控制，预防犯罪，降低再犯罪风险。 再犯罪危险的控制成本整体上是比较高的，因为将罪犯危险控制效果从较低水平显著提升时，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如果想要将罪犯危险控制到比较好的程度，成本则非常高，虽然不能使再犯罪的可能性降低到零，但必须要付出巨大成本控制再犯罪，而控制再犯罪的重要前提就是进行狱内危险评估。 分押分管的依据应当包含狱内危险评估结果，对罪犯定期开展评估，并结合评估结果和改造表现，对危险程度不同的罪犯实施严厉程度不同的管控。《监狱法》第39条 有效分押监管的前提是对监狱进行科学分类。实践中，大部分监狱都是按照《监狱建设标准》分为重刑犯监狱和轻刑犯监狱。这就可能造成监狱为了维持监管安全，去争取更多的监控设施投入，使所有监狱在人员配备、监狱设施、监管方式上趋同，投入持续增长。《监狱法》修改应当进一步丰富监狱类型，除了上述分类外，还可以依据功能分为新入监监狱和出监监狱，依据关押对象分为职务犯监狱、老年犯监狱、未成年犯监狱，依据罪犯危险评估结果分为高度戒备监狱、中度戒备监狱、低度戒备监狱、轻度戒备监狱(开放监狱)等等。 罪犯危险评估、分押分管、监狱分级的基础是科学的制度设计，使立法目的与实施手段之间合乎比例，让价值追求在实践中符合理性，经得起客观检验，否则就会使分类监管措施流于形式。制度设计要增进立法目的，坚持妥当性和必要性，不能使所追求的目的超出法定目的或是背道而驰。监狱不是学校，更不是旅店，不能淡化其惩罚功能，仍然要在强调惩治犯罪、劳动改造、转化罪犯思想的前提下，进行分押分管和监狱分级，这是《监狱法》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 三、 法律冲突的解决 公法领域对公权力实施是有严格限制的，《监狱法》也必须坚持“法无规定即禁止”的原则，所以《监狱法》的修改必须在国家整体法律框架下，自上而下地进行。我国现在正处在大规模立法的阶段，从规范角度而言，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位阶关系，应当遵循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顺序，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其中互相矛盾即法律冲突的情况偶有发生。监狱运行领域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包括《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公务员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各地自行制定的其他各类实施办法，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必须严格遵循法律适用规则，如果与上位法相违背，就需要改变或撤销，例如地方性法规加重了上位法的限制性规定，或是扩大了处罚种类时，就属于违法。所以，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相继更新后，《监狱法》的配套衔接已迫在眉睫。衔接不畅会产生诸多不便，现阶段监狱法领域出现了法律与政府规制混合的规范体系，最本质的问题不是规则过多而是规则不够多，在规则不完备的情况下，规制过程将成为不同势力较量的舞台。 在《监狱法》回应现实方面，学界一直呼吁出台实施细则来解决现实困境，诚然监狱法实施细则出台十分必要，但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