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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英国外贝加尔教育活动述评 英国伦敦传教士协会是英国伦敦为促进基督教而创建的一个传教组织。19世纪，他决定在俄罗斯以外的贝加尔湖注册传教士。 一、 西伯利亚地区的派驻传播 16世纪60年代,英国完成了宗教改革,新教被确立为英国国教。19世纪初,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英法等国的工业化进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响应伊丽莎白女王“去发现、探测、寻找和考察那遥远的、异教的、荒蛮的并且未被其他基督教君主或人民占有的土地、国家和领地,把基督教的真理传播到那些地方” 1801年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一世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对基督教的所有派别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在亚历山大一世看来,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仅是表层形式不同而已 英国伦敦传教会和英国海外圣经公会的成立,以及俄国亚历山大一世的宗教宽容政策为伦敦传教会在外贝加尔的传教活动提供了土壤。1814年初,伦敦传教会决定向西伯利亚地区派驻传教团。1814年底,根据帕特森与英国海外圣经协会会长罗伯特·平克尔顿(Robert Pinkerton)的建议,伦敦传教会选定伊尔库茨克市作为传教据点。独特的居民构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是他们选择伊尔库茨克的重要因素。首先,伊尔库茨克聚居着以蒙古语为母语的布里亚特人,可为传教士的蒙语翻译活动提供良好的语言环境。其次,伊尔库茨克地理位置接近中、俄、蒙三国边境,是南下的绝佳通道之一。帕特森和平克尔顿从圣彼得堡寄出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为了向异教部落传播真理,并将《生命之道》(基督教经典书目)翻译成蒙语和满语,计划向毗邻中国的俄国西伯利亚地区派驻传教士。平克尔顿在深入考察西伯利亚各部落现状后,认为伊尔库茨克及其周边城镇最适合派驻传教团。根据我们事先掌握的信息,我们无比坚信,这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根据地之一,它处于如此中心的位置,被许多不同部落包围,是中俄沟通的重要纽带。” 二、 从长到短:伊尔库茨克的教育意义 在决定向西伯利亚派驻传教团后,伦敦传教会便着手传教士的选拔工作。1815年,毕业于霍莫顿学院,掌握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多种语言的英国牧师爱德华·斯塔利布拉斯(Edward Stallybrass)被任命为首位赴伊尔库茨克的传教士。1817年,在帕特森的推荐下,瑞典人科尼利厄斯·拉姆恩(Cornelius Rahmn)加入传教团。当年的报纸《传教纪事》对此进行了报道:“我们很高兴得知,理事们已经选定了来自哥德堡的瑞典牧师科尼利厄斯·拉姆恩,他受到帕特森的强烈推荐,将和斯塔利布拉斯先生并肩作战,去蒙古鞑靼人(即布里亚特人——笔者注)的居住地执行艰巨任务。拉姆恩先生预计9月离开哥德堡前往俄国,和已经在圣彼得堡的斯塔利布拉斯先生会合,再和他们的家眷一起从那里(指圣彼得堡——笔者注)出发,跋涉3 000多英里到达伊尔库茨克。” 1817年6月11日,传教士爱德华·斯塔利布拉斯携妻子萨拉到达圣彼得堡。同年10月,科尼利厄斯· 拉姆恩携妻子贝蒂和一岁多的女儿汉娜与斯塔利布拉斯夫妇会合。12月,传教士们携家眷前往莫斯科 到达伊尔库茨克市不久,传教士们便发现伊尔库茨克并不适合传教团的发展。伊尔库茨克虽然人口较多,但亚历山大一世在批准他们传教的同时,又加大了东正教的宣传力度,俄国政府是不会准许伊尔库茨克成为新教教徒聚居地的。1818年5月,帕特森为他们指明了新路径:“伊尔库茨克周边的居民不识字,没有书籍,说着极其粗俗的方言,是永远不会把《圣经》翻译成蒙古语的。” 1819年,拉姆恩的妻子身染疾病,同年12月15日,拉姆恩携家眷离开外贝加尔。伦敦传教会派1820年到达伊尔库茨克的威廉·斯旺(William Swan)和罗伯特·尤里(Robert Yuille)进驻色楞格斯克,加入传教团队伍。这些来自异国的传教士们并没有受到色楞格斯克人民的欢迎,相反,百姓对英国传教士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色楞格斯克政府因怀疑传教士是英国“间谍”,拒绝分发给他们新的房屋和土地。为此,英国传教士多次和色楞格斯克的上级政府,甚至伊尔库茨克新任州长蔡德乐(И.Б.Цейдлер)通信。 1828年,英国传教士们决定分开执行任务,各自寻找新的据点。斯塔利布拉斯搬到了乌达河的南部支流——科顿河沿岸,距今霍林斯克(Хоринск)不远。斯旺在乌达河的北部支流定居 据1835年出版的伦敦传教会40周年纪念刊报道,截至1834年,伦敦传教会共派出4名传教士和1名助理进驻俄国西伯利亚 三、 格瓦斯与当地的社会生活 在外贝加尔生活期间,英国新教传教士们豢养家畜,烤面包,做格瓦斯,逐渐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伦敦传教会赋予的任务,但传教士们却在传教过程中为当地居民传授了知识,客观上促进了外贝加尔地区的进步。他们的主要传教活动如下: 英国领导干部关注翻译和出版活动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读物,在基督教传播中是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