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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的时代意义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逐步向中部和西部的转移，几年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力短缺”也开始扩大到浙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浙江在不断地提高劳动力报酬。浙江省最低月工资标准最高一档已达到1650元,在全国排第四(深圳为1808元、上海1820元、天津1680元),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解决“用工荒”问题,也在不断地提高平均工人工资。然而,尽管如此,“用工荒”问题依然存在。在当前劳动报酬不断提升但外来农民工仍在不断减少的形势下,如何调动本省农民工的积极性就成了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做选题,而这就为浙江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一、 分析浙江省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现状 (一) 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呼唤职业教育大发展 “十二五”期间,浙江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在“三缺少”(缺少陆域自然资源、缺少国家投资、缺少国家优惠政策)的条件下 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对劳动力的知识化程度要求的不断提高,当今和未来浙江省经济的持续,不仅需要一批拔尖人才和数以几十万计的专门人才,也需要数以百万计的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这势必就会加大了浙江省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二) 推进了全省县域经济的发展 浙江县域经济的发达和从1992年开始的几轮“扩权强县”、“强镇扩权”改革是分不开的,这一系列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全省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14年,浙江省各县市(不含市辖区)全年共实现生产总值17923.37亿元,占全省的47.83%。其中,生产总值超过500亿元的有10个、超过400亿的有17个。 (三) 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响应 当前浙江省农村职业教育广大应然的受教育者并没有积极地迎合时代的呼唤去响应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政府的积极倡导与以农村青少年为主的职业教育生源反应低迷之间的强烈反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家庭内部的教育模式 随着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多,本地农民家庭在国家提倡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分配制度的刺激下,通过土地征用、房地产投资等途径所获得的收入开始远超过劳动性收入,随着财产的不断积累,农村家庭不再把尽快就业赚钱作为孩子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开始更多地期望孩子能上大学,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 2、 社会对职教的认同程度不高 由于受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引导下鄙薄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浙江省发达的区域特色经济所带来的对技能性人才的旺盛需求,对提高农村家庭支持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方面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在笔者走访的几所职业学校中,领导和教师几乎一致认为社会对职教的认同程度还有待提高。Y市综合职高的一位分管招生的校长说起本市的农村生源时,感慨地说:“由于我市很多农村家庭都在做着小生意,所以这些学生的父母选择职业教育并不是出于喜欢或需要,他们往往并不指望孩子能在职高中学到知识和技能,他们只希望把孩子关在这里三年,等到毕业后,家里已经安排好了去打理家里的生意,帮父母看看摊位。” 3、 影响教育的发展 对比浙江省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以及《2013年浙江省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如图1所示) 另一方面,原本农村青少年是未来劳动力的主要供给群体,然而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行的高考扩招不断降低大学门槛,将那些原本因为考大学无望而选择学习一技之长的人又吸引回普遍教育行列,这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成了极大地冲击。再加上人们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所形成的传统观念仍在持续,虽然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但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仍首选机关和事业单位,普遍不愿意去当一线的操作工人,这直接导致了浙江省未来新生代农民数量的直线下降,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 新时期浙江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对策 由现状分析可以看到,浙江省整体的职业教育水平虽然已居于全国前列,但其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新时期又出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应对这些新形势,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与浙江省经济的良好互动发展,就必须发挥现有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势,利用发达的县域经济和地方特色经济,实现地方性差异发展。 (一) 社会发展的新变化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被公认为是一种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受“农村职业教育即‘以农为本’的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过程中始终坚持为“三农”服务的理念,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一些经济及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然出现了新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开始逐步瓦解,“以农为本”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