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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认识论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认识论的研究是基于信仰的，信仰评价是基础的。其核心议题之一是要解决信念的合理性问题。根据经典的回答, 只有当某一信念得到辩护时, 它才是合理的。由于认知辩护是一个规范概念, 由其主导的传统认识论研究也就构成了一个公认的规范领域。但什么样的信念才能算作得到辩护的信念呢?在回答此问题时, 我们似乎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规范性的概念。这样一来, 传统认识论的研究显得概念贫瘠、基础薄弱。自然化的认识论指出了传统认识论在这方面的困难, 并对其作了根本改造, 但它无法从根本上回答认知规范性的来源和知识的价值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本文试图利用美国哲学家皮尔士 (Peirce) 所提出的探究理论, 来探索传统认识论的可能发展方向。 一、 传统认识论的特点和主要问题 (一) 规范认识论的自然化 1.学科性质的伦理化。认识论与伦理学一样, 旨在研究我们的评价实践。在这种意义上, 认识论包含一种重要的规范维度。如果说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行动为主导的规范性学科, 伦理学家更关心特定的行动是否正当, 那么, 认识论则是以信念为主导的规范领域, 认识论的学者更关心特定的信念是否合理, 即它是否得到辩护、能否转化为知识。认识论的学者通常会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伦理学家惯用的关于行动的评价模式, 来对信念进行评价。例如:根据义务论的评价模式, 认识主体S的信念p是得到辩护的 (justified) 信念, 当且仅当S出于认知上的义务而相信p;根据后果主义的评价模式, 认识主体S的信念p是得到辩护的信念, 当且仅当S相信p可以实现好的认知后果。这两种评价模式分别指向信念的两种不同的认知性质: (1) 它是得到辩护的, 或者能够转化为知识; (2) 它是可靠地形成的。依据前者, S之所以应当持有得到辩护的信念, 是因为某种义务论的要求;依据后者, S之所以应当持有可靠形成的信念, 是因为信念形成过程的可靠性可以实现“真”的最大化。从结构上看, 义务论的评价模式主导着内在主义的研究, 后果主义的评价模式主导着外在主义的研究。 毫无疑问, 伦理学是规范学科的典范。而在谈及认识论的学科性质时, 我们通常会拿它和伦理学相类比, 认为认识论和伦理学一样, 也属于规范性学科。遍布在大量认识论文献中的一些重要概念, 如认知责任、认知义务、认知上的善、责备、赞扬等, 都能在经典的伦理学文献中找到对应物。 除了这种显见的证据之外, 规范认识论在根本上同样是在回答一个“信念伦理学” (ethics of belief) 的问题, 即我们应当持有什么样的信念。认识论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当然, 该问题归根结底与我们关于合理性的看法紧密相关。而“合理性”本身就包含实践合理性、认知合理性两个层面, 前者涉及对行动的评价, 后者涉及对信念的评价。无论是就我们的实践行为还是就我们的智识行为而言, 合理性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行为主体是否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当然, 就认识论的研究旨趣而言, 学者们更关心是什么使得一种规范成为认知规范。最典型的回答是:一种规范要成为认知规范, 必须具有导真性 (truth-conducive) 。也就是说, 我们按照某种认知规范形成特定的信念并进而持有该信念, 是因为这种规范在根本上有助于我们实现“求真避错”这个基本的认知目标。 在转入下一部分讨论前, 有必要指出:也许有人担忧, 将认识论“伦理化”会动摇整个认识论事业的根基。这种担忧多半源于对“认识论自然化”的一种忌惮心态。自从蒯因公然宣称“认识论应该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并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纲领, 传统认识论赖以存在的根基 (即认知规范性是初始的、不可还原的, 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 就已受到动摇。因此, 一提到“认识论××化”, 有人就难免有一种“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的心态。但是, 当我使用“认识论的伦理化”这个术语时, 并非像“认识论的自然化”那样意味着一场研究范式发生根本变革的特殊的“认识论革命”;相反, 我只是想借助伦理学的评价模式和认识论的评价模式之间的类比, 来说明认识论本身的性质。而关于认识论本身是否建构在伦理学的基础之上, 我的立场是中立的, 它并不影响我借助伦理学的评价模式来刻画认识论的规范性。事实上, 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 即认识论的学者一直在利用伦理学家惯用的关于行动的评价性术语来对信念进行评价, 并且这种做法贯穿在整个认识论的传统之中。 2.研究对象的单一化。上文指出, 认识论旨在研究我们的评价实践。根据正统的观点, 规范认识论的评价对象是单个的信念。因此, 认识论的规范性在根本上体现于对信念认知地位的评价上。在这种意义上, 当代认识论以信念为主导。也就是说, 对信念的认知属性 (epistemic property) 的分析在概念上是优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