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西汉》辨误三则.docxVIP

《史记汉书西汉》辨误三则 《史记》记载了东汉元封时期“西一西”使节的历史事实。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 多奇物, 土著, 颇与中国同业, 而兵弱, 贵汉财物, 其北方有大月氏、康居之属, 兵疆, 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蜀之, 则地广万里, 重九译, 致殊俗, 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 以骞言为然, 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 四道并出:出駹, 出冉, 出徙, 出邛、僰,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 南方闭巂、昆明。 及元狩元年, 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 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 使问所从来, 曰‘从东南身毒国, 可数千里, 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 慕中国, 患匈奴隔其道, 诚通蜀, 身毒国道便近, 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 使间出西夷西, 指求身毒国。至滇, 滇王尝羌乃留, 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 皆闭昆明, 莫能通身毒国。 这两段文字蕴含两则重要的信息, 一是出西夷西:“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 使间出西夷西, 指求身毒国。”二是出四道:“发间使, 四道并出:出駹, 出冉, 出徙, 出邛、僰, 皆各行一二千里。”对于这两处史料的准确解读, 不仅牵扯汉初中央王朝打通西南域外交通的真实历史, 而且还涉及西汉中期以前西夷与王朝的关系问题。对于西汉中期以前的西南通往域外交通的研究, 不少学者都关注到这两则材料, 但是对于这两则材料的辨析, 往往有差异, 不一而足。 一、 “发间使”、“待使间出”与“出4.” 要理清“西夷西”先要对“西夷”这一历史概念进行梳理。《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记载, 文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 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 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 邛都最大:此皆魋结, 耕田, 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 北至楪榆, 名为巂、昆明, 皆编发, 随畜迁徙, 毋常处, 毋君长, 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 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 厓駹最大。其俗或士箸, 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 白马最大, 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文本上看, 司马迁是按照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不同风俗, 分别区分出三个集团。一是夜郎、靡莫、滇、邛都;二是巂、昆明;三是徙、筰都、冉、駹。童恩正先生认为西南夷是南夷和西夷共同组成的, 他认为司马迁所言“西南夷”是秦灭巴蜀之后狭义上的“西南夷观念”, 不包括原巴蜀地区, 西夷有邛、筰、冉、駹、徙榆等族。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时见闻到蜀物, 并初步打听到从蜀、西夷向西可通身毒国, 身毒国有贸易交通到大夏国。从《史记》记载张骞的描述看, 大致“西夷西”所指的区域就是身毒国。身毒国与西南夷的交通往来不断, 是张骞得出“诚通蜀, 身毒国道便近, 有利无害”的重要历史背景。如是才有汉武帝发张骞等四路汉使者出使“西夷西”指求“身毒国”。 明晰了西夷、西夷西的历史概念后, 对于“发间使”“四道并出”的分析就有了坚实的前提。《史记·大宛列传》曰: 天子欣然, 以骞言为然, 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 四道并出:出駹, 出冉, 出徙, 出邛、僰,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 南方闭巂、昆明。 此处“发间使”反映的是汉王朝出使西夷以西的活动, 是非常重视和利用民间商贸资源的。所谓“间使”实际上与同书所载的“使间出” (《西南夷列传》) 义近, 间在此处可以作两义。一是间隔意思, “间使”与“使间出”都是间隔的使者队伍;二是间者、间谍之义, 在古书中也有此用法, 如《孙子兵法·用间篇》云:“故惟明君贤将, 能以上智为间者, 必成大功。”两义之间, 我们觉得“间使”“间出”意蕴更靠近后者。这也可以联想到西汉时期西南夷与蜀商繁盛的民间商贸活动, 《史记》所载: (蜀) 贾人曰:‘独蜀出枸酱, 多持窃出市夜郎。’ 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 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 秦灭。及汉兴, 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窃出商贾, 取其筰马、僰僮、牦牛, 以此巴蜀殷富。 (滇) 西千余里, 有乘象国, 名曰滇越, 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这些民间商贸活动很多并不被汉律所允许, 是非法性质的活动, 故用多以“窃出市”“窃出商贾”“蜀贾奸出物者或至”述之。学术上较早论述这一问题的是任乃强先生, 他认为“间使”是不用朝廷的名义只以平民的身份进入异民族地区侦查的人员。应该是已经知道出入民族地区的方法, 扮着商人去的。 下面我们分析“出四道”的本义, 四道分南北两个方向, 反映出出使的安排及西汉初期对西南夷控制的基本情况。“出駹, 出冉”对应的是“其北方闭氐、筰”, “出徙, 出邛、僰”对应的是“南方闭巂、昆明”。北道的始发地点应是蜀郡, 南道的始发地点是犍为郡。 冉、駹指的是今岷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