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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党争与开宗乐议 隋朝成立之初，他邀请部长讨论音乐的律法，并在音乐史上称之为“开元乐讨论”。其涉及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久,结果又是“唯奏黄钟一宫”, 一、 不反对梁代音乐 《隋书》卷十四《音乐志》载: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 隋初,颜之推因太常雅乐中杂有胡音,上言以梁代音乐为标准校正乐律,隋文帝表示反对,理由是梁代音乐是亡国之音。这个理由可信吗?我认为这不是隋文帝的真实想法。因为从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情中可以看出,隋文帝并不反对梁代音乐。 一件事情是文帝令何妥教习梁乐。据《隋书·何妥传》载,何妥曾上表说:“及东土克定,乐人悉返,访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结果“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何妥所传乐舞明明是“梁人所教”,即源自于梁乐,却得到了隋文帝的允许。 另一件事情是,开皇九年平陈之后,得到陈的音乐,隋文帝“令庭奏之”,称赞是“华夏正声”。 那么,隋文帝反对颜之推正乐的真正原因何在? 韩昇先生曾指出: 毕竟山东和江南人士出自原来的敌国,要说完全将他们与出身关中的官人一视同仁,却也不现实。开皇前半期,文帝对山东和江南人士明显抱有戒心,而李德林在中央屡遭高颖和苏威的排挤,最后被文帝逐出中枢机构,也不能说没有畛域之见。 韩先生的这一论断对我们很有启发。颜之推来自江陵后梁,其弟颜之仪在隋文帝受禅代周的过程中拒不配合,致使文帝“大怒,命引出,将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 何妥也来自江陵后梁,却是一个例外,其原因下文第四部分进行论述。 二、 特征人物所作的变化 隋文帝在乐律改制问题上既然不相信江南人士,就只能依靠出身于北朝的官员。在开皇议乐的前期,文帝特别信任北周旧臣。这一点与文帝在初期的用人政策是相一致的。隋初的政治格局中,“隋文帝依靠的正是关陇集团后裔及其原北周留下来的文臣武将”。 这批北周旧臣主要是牛弘、卢贲、郑译等。牛弘,北周时做过内史下大夫,隋开皇初,为秘书监。开皇三年,任礼部尚书。从开皇六年起,任太常卿,负责议乐的全部事宜。尽管牛弘“不能精知音律”, 卢贲和郑译是开国功臣。在隋文帝取代北周的嬗替过程中,他们俩既是策划者,又是参与者。隋文帝自己也说:“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 开皇乐议的前期,由于文帝倚重北周旧臣,使隋代的雅乐更多地继承了北朝音乐的成份,杂有胡戎之乐。隋初文帝设立的七部伎,其中有三部西域乐舞(即《龟兹伎》、《天竺伎》、《安国伎》),另外一部《国伎》乃是北魏时期胡乐和汉乐相结合的《西凉乐》。开皇九年平陈以后,出身于南朝梁、陈(尤其是陈的官员)被吸收到议乐过程中来,梁、陈音乐才进一步得到重视。 三、 苏渝之乱前苏渝为议乐主客国的苏词 《隋书·乐志》曰:“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是谁在议乐过程中结成朋党呢?从有关史料来看,是指苏夔。《隋书·何妥传》载: 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之短。高祖下其议,朝臣多排妥。 《隋书·苏威传》载: 威子夔,少有盛名于天下,引致宾客,四海士大夫多归之。后议乐事,夔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于是夔、妥俱为一议,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邪!” 在议乐过程中,由于苏夔的父亲苏威在朝执政,朝中大臣慑于苏威的权势,多依附苏夔。即使苏夔不是有意结成朋党,客观上却形成了由大多数朝臣支持的“苏派”。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使其他人的意见难以得到实施,如万宝常的音乐理论就是受到苏氏父子的反对而被废弃的。《隋书·万宝常传》载:“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苏威又问万宝常所习音乐的来历,万宝常说是从胡僧处学来的,苏威怒曰:“胡僧所传,乃是四夷之乐,非中国所宜行也”,万宝常的乐律理论便被废弃。 苏威,北周贵臣苏绰之子,但北周大部分时间未出仕。隋初,极受文帝的重用。一度曾身兼五职,后来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苏威的这一地位,给儿子苏夔参与议乐工作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然而,苏夔的音乐理论也未施行。《隋书·苏夔传》曰:“后与沛国公郑译、国子博士何妥议乐,因而得罪,议寝不行。”《隋书》没有交待清楚苏夔“得罪”的原因,其实原因正是其父苏威在政治上受挫,即开皇十二年被何妥弹劾有“朋党”之嫌。隋文帝当然不允许朝廷中出现“朋党”,于是苏威被免官爵,“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 其实,苏威因揽大权,早就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开皇初苏威身兼五职时,治书侍御史梁毗对其进行弹劾。后来刘昉、卢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