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道德律有效性的演绎.docxVIP

论康德道德律有效性的演绎 德国的《道德美学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对道德法律的不同解释，其目的是要回答道德法律是如何可能的，即为道德法律的一般有效性辩护。前者是以第一批判中诸范畴的先验演绎为模板进行的演绎;后者是以“理性的事实”为基础进行的演绎。但这两种演绎的有效性在康德生前就饱受争议, 使得道德律的演绎问题至今仍是康德道德律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道德律演绎的难题在于:“演绎”作为一种理论性的认识, 如何能够超越康德对人类知识的限定到达实践领域, 即同一种理性如何能够同时在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畅通无阻。美国的康德研究者阿利森找到了“理性行动者”这个遗失的平衡点, 并以“交互论”为前提、以“理性的事实”为出发点对康德的道德律演绎进行了重构。 一、 理性存在者—意志之准则的合理性问题 阿利森认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对道德律的演绎都包含着“交互论”这一论点, 即先验意义上的自由和无条件的实践法则彼此暗含。 意志作为欲求自己对象的活动或某种目的性活动, 它在实践领域最先表现出的自由是“自由的任意”, 康德说:“一种任意就其 (通过感性的动机而) 被病理学地刺激起来而言, 是感性的。”可是, “人的任意虽然是一种感性的任意, 但不是动物性的, 而是自由的, 因为感性并不使它的行动成为必然的, 相反, 人身上具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能力。” 与之对应的是阿利森对合理性的否定性界定。由自由的任意提出的准则能够通过可普遍化检验, 毫无疑问, 任何有理性的猎人或农夫都会做出同样舍小取大的策略, 他们这样做得到了理论理性的许可。严格来说, 这两个缺乏道德意味的例子不属于实践哲学, 而只是属于“对理论哲学的补充”, 因其是按自然因果律达到预期的目的。 凭借合理性来演绎道德律的有效性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道德律固然可以通过可普遍化的检验, 但不能逆推说可通过普遍化检验的准则就是道德法则, 换言之, 合理性是道德律的充分属性而非必要性的本质。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都是通过自欺的方式使如上一类准则可普遍化的, 阿利森概括道:“任何一个理性的自我中心主义者都会乐意承认, 他们在追求自己所设想的自利时所依据的准则也是其他的理性行为者行动所‘应当’依据的准则。但是, 由此几乎不能推出, 理性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认同而意愿所有其他的理性行为者都会同样行动。” 总而言之, 这一论证路线并没有祛除自然法则、感性欲求对道德律演绎的影响, 为严格界定道德律所要求的合理性, 阿利森区分了“理性存在者”和“理性行为者”。就概念的内涵而言, 理性存在者应该包含理性行为者, 就道德律归属实践领域, 我认为可以将之进一步规定为按照理论理性行动的理性存在者, 即一般理性行为者。自由意志按理论理性行动并不惊奇, 在日常生活中, 暂时摆脱眼前的利害而追求长远的利益毫无疑问对理性存在者有巨大的帮助, 这也正是由理论理性而来的合理性在日常实践领域的运用, 但是理论理性对实践的帮助必须严格限制在日常生活的范围, 一旦把它运用到道德领域就会污染道德律的纯粹性和有效性, 产生各种打着道德旗号为自己谋利益的道德诡辩。另一种合理性则由在先验意义上有着自由意志的理性行为者, 即践行纯粹实践理性的理性行为者 (以下简称为纯粹理性行为者) 而来。如果说由自由的任意提出的准则具有履行“义务”的特征, 那也是因理论理性的合理性产生的“被迫”假象。后一种理性行为者提出的准则则要求他出于义务而行动, 以道德行为特有的破坏性冲击自然规律, 展现真正的自由, 进而提出能够一以贯之的意志的自律和道德法则。 二、 纯粹理性行为的标准 “先验自由”一词最早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三个二律背反的正题及其解释中, 它代表了莱布尼茨等唯理论者对自然因果律的看法:认为无限的因果系列需要一个自发的第一因作为最终根据。尽管这一“自发的原因”通常被他们看作是“至上单子”或上帝, 康德则从中提取出了“自由的先验理念”, 即先验自由的假设。先验自由有两方面特征:从消极意义上看, 它是对于一切感性事物的独立性;从积极意义上看, 它是自行开启因果系列的自发性。 在现象领域, 世间万物莫不按照知性所立法则严格运行, 其中没有自由的空隙, 那么, 超越经验世界之上的先验自由便不能以经验作证明,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脱离了经验。从经验上看, 尽管我们的道德行为乃至一般实践活动都难以从知性法则中找到根据, 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否认道德的存在。康德基于普通人的“善良意志”如此说道:“即使不教他们什么新东西, 只须像苏格拉底那样让他们注意自己的原则, 那么既不需科学, 也不需哲学, 人们就知道怎么做是诚实善良的, 甚至是智慧和高尚的。” 值得注意的是阿利森在“纯粹理性的法规”所提示的相异论述:康德在此似乎暗示, 即使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