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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刑法志》所见隋初修律 隋朝的年不稳定，38年死于，但隋律有两本。《隋书》卷33经籍志·刑法篇》载,“《隋律》十二卷,隋(大业律》十一卷”,其十二卷之《隋律》修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史论有别于其子隋炀帝杨广大业初更修之隋律而称之为《开皇律》。 从开皇初(581)到大业初(605),隋律更修时间之隔不过二十余年。那么,隋炀帝于“祖法”更化何以如此之速呢?(旧唐书》卷50《刑法志》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比及晚年,渐亦滋虐。”是隋炀帝大业初修律,意在去苛归平,而这一点则正是隋文帝修《开皇律)以代北周《刑经圣制》的基本精神;而隋文帝之《开皇律》何以又由平趋苛,复行前辙如此之快呢?此为本篇试论之一。次之,比较隋代两律,(大业律》只是在律例名目上作有增广,在处罚尺度上《降从轻典》 隋书·刑法志》记,“高祖既受周禅,乃诏尚书左仆射、勃海公高颎,上柱国、沛公郑译,清河郡公杨素,大理前卿、平源县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县公韩濬,比部侍郎李谔,兼考功待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通典》卷164《刑法二》载开皇初修律人,仅云“高颎等”,下余不名。是修定律法乃一代典制大局,大臣领衔,几为惯例。因之,《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与《新唐书》卷58《艺文志》载十二卷《隋律》,皆只云“高颎等撰”。夷考其实,《隋书·刑法志》关于开皇初隋律撰修人多有阙载。择补如《隋书·李德林传》载,“开皇元年, 裴政,由萧梁而入北周,隋禅周而为隋官。历官多在法曹、刑部,“用法宽平”,其人身历南北,多在臬司,广涉南北律学而有识断,对于《开皇律》的影响自不可小视。 就《开皇律》而言,前后有开皇元年初修与开皇三年复修两次,其中开皇二年高颎等人修纂的《开皇令》30卷、目1卷,多为行政法规及朝仪之制,不涉刑法与民法,可置而不论。隋开皇元年修律,其内容有如下几端:一,“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 开皇元年隋律修成,于十月奏上,凡1735条,“诏颁之” 开皇三年,隋文帝“因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条。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劫令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 《开皇律》的成就在于承前启后。史称,上“采魏、晋之典,下及齐、梁”,盖就其显流所承而言。则北齐之律对其影响最为直接,前引《隋志》及《旧唐书志》约略已明。陈寅恪先生则更明示之:“至宣武(孝文帝次子,元恪)正始(504—507)定律,河西与江左二因子至关重要,于是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 北魏律源既明,此后经北齐而入隋亦明:公元528年,契胡尔朱荣入洛,北魏名存而实亡。此后,先有关中西魏、关东东魏,后则有北周、北齐分禅二魏;北齐居邺修律以《北魏律》为蓝本,史称其“法令明审,科条简要” 隋初修律,经北齐而远绍北魏,承接了魏晋以来的汉法正源,融汇了南北朝律学发展之精华,因此能成就其传输汉法传统于唐律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也是隋之所以站在统一全中国门槛之前,而能出色地体现综合大分裂时代各区域文化遗产的历史卓越性所在。 隋初《开皇律》修定,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于法系一源的系统性特征,故其上不仅能承中华法系之主流,而且下亦能开启此后历代法典之长流。(通鉴》记《开皇律》修成事曰:“自是法制遂定,后世多遂用之” 隋代的统治虽然极为短暂,然而由于历史进程之关系,它却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关节”意义。这个“关节”意义即蕴含着中华文化于分裂之后的再综合的意义。文化,我以为,非仅指政治之一统,也非仅指纯一民族之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在历史纵轴上得到普遍认同性的社会精神的积淀之物;因之,南北朝可有政治上之长期对峙,北朝亦可有多民族的历史冲突,然而在文化的作用下则一归融于中华传统之文化,隋初《开皇律》融南北律学而修订是一个具体的体现。因此,隋作为一个结束南北分裂,再作中华一统的王朝,其历史遗产传诸唐的意义,就不仅在于“政治作品”的丰硕之美,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预成于先的文化综合的历史的努力,《开皇律》是这种“努力”的成功之例,故其意义亦当揭橥于此! 法,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政治之政治。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里,它与宗法制下的伦理政治关系尤为紧密。汉以《春秋》义断狱,虽不见于隋律而精神不断,且伦理政治张纲常之表乃在于归旨忠君之本,而“君君,臣臣”,“子民天下”的忠君之政则不啻专制政治之代名词。因此,考察中国古代律法之立与毁,我以为当以一定的政治背景,及专制主义政治运行发展情况为依据,方可见其兴毁之间的历史本质。 《开皇律》修隋禅周伊始。隋禅周,从鲜卑宇文氏到弘农杨氏,江山易帜,换的只是皇帝的姓氏,完成的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权力转移。然而,这一切又并非仅仅只是历史简单的平面循环,新朝旧朝之相代而相别,毕竟将“革故鼎新”以光大新朝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