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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比较 城乡之地是两位思想家的共同生活背景。他们的政治理论特色因为城邦的背景而铸就。所以，无论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受到城邦国家这一背景的限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从内部说，城邦国家纷争不断，贵族，自由民和奴隶这三个社会基本阶级斗争尖锐。“势不两立的潮流已经到了这布田地：富人宁肯把钱投入海中，也不愿救济穷人；而最穷的人则不以占用富人的财产为满足，必须剥夺他们的财产而后快。”从外部说，城邦面临邦际战争的威胁。开始于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将雅典拖入了长达20多年的动荡和不安之中。从苏格拉底以后的思想家将目光从自然界转向人类，开始考虑如何解决他们所遇到的这些现实问题。 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解决方案：“哲学王”是本性上具有理性特点的人，拥有了最高的智慧，“哲学王”对城邦进行统治就是在做着“干适合他的工作”，“哲学王”统治的城邦是柏拉图的理想。柏拉图认为这种“哲学王”统治的城邦是所有城邦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如果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上来看，“哲学王”可以算在亚里士多德君主政体的范畴之内。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君主政体只是他所赞赏的正宗政体当中的一种而已。在他看来，另外两种政体—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如果不是更好，至少是和君主政体一样好。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没有固定的“至善”形式，而是不同的城邦现实应该选择不同的城邦管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