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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唐代墓志看唐代社会的多元观念 现在，唐代墓志约7777方。 一、 墓志撰写者较高,这对一般资料的把握较一 据笔者统计, 唐代正史《新唐书》共涉及人物约2127人, 其中帝王21人、后妃34人、宗室29人、皇子104人、公主209人、臣民1730人。而唐代墓志所涉及人物更多, 仅汇编、续集5164方就涉及人物近万人, 再加上近些年陆续出土的墓志中所涉及者, 已超出唐代正史所载人物5倍以上。这些墓志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等方面丰富的史实, 诚可谓“石刻唐书”。 此外, 尽管有些格式和套路, 但看似循规蹈矩的墓志行文中却处处文采飞扬。它们的语言并不雷同, 每篇墓志可以说是因人而宜, 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气息, 反映出墓志撰写者较高的文史才能。如《大唐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君并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文笔简洁、用语典雅、朗朗上口, 其记述墓志主人郑府君的声誉及仕宦经历时曰:“家国以为一宝, 朝野谓之三绝。解褐补率更司主簿, 二转监门卫录事参军, 三改尚乘直长, 四除太常寺协律郎, 五授左青道率府长史, 六移广文馆博士, 七迁著作郎。无何, 狂寇凭陵, 二京失守, 公奔窜不暇, 遂陷身戎虏……” 二、 任造福一方 墓志铭本身, 尽管有子女亲属的隐晦、颂扬之辞, 但多言语中肯, 声情并茂。通过对逝者家族事迹的追述及逝者本人行为的展示, 揭示出唐人对男人、女人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求男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要文武双全、道德高尚、名留青史, 如《唐故陇西李府君铭志文并序》载:“公伦, 实人表忠, 英灵振世, 文有经邦之术, 武有穿杨之艺耳。” 要求官员要按照儒家的标准行事, 要信义忠勇、果敢正直、廉洁奉公,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崔侠墓志称:“公之处于世, 有信义以著朋友, 有气概以折权豪, 有敢勇以息奸回, 有廉让以训风俗。故公所游处, 善人劝而不善人耻;公所临莅, 正道进而枉道消。是以闺门之行, 宗族之党称其孝;无锡之道, 东吴之人服其义;济源之理, 河阳之军惮其威;璧州之政, 朝廷之士推其正。” 要求朋友之间要重情守义。《唐故谏议大夫清河崔府君墓志铭并序》反映了唐人对朋友的忠信, 崔府君死后的合葬得到了朋友裴度及张怀素的大力协助。其中, 裴度按照崔府君的遗愿, 对崔家的大规模迁葬予以帮助, 志文称“明年春正月, 公遘疾, 以至于三月。噫其不起, 乃呼侄权中, 命子景裕曰:祖妣未祔于旧茔, 先人旅殡于江左。我志未就, 今则殁也, 当衔痛于九泉。吾平生亲爱:相国裴公、给事张君, 汝陈吾抱恨之怀, 托讬未祔之礼……权中以遗讬闻于相国, 恻然为容, 追感平昔, 乃议丧事, 俾无缺焉。遂择日遣权中启祖妣夫人陇西李氏殡于扬州, 启司直府君夫人天水赵氏殡于吴兴, 启夫人琅琊颜氏殡于丹阳, 景裕启处士伯父殡于同宫县, 而护灵车, 归于东洛。” 三、 墓志反映出北魏社会身份 “视死如视生”是传统儒家孝文化的重要体现, 所谓“既孝事之以终, 亦死葬之以礼” 再看合葬或合祔现象。迁葬或归葬的目的是“合葬”或“合祔”, 或者合葬于家族墓地, 或者夫妻合葬, 这一现象无疑反映了唐人浓浓的家族观念及夫妻间“生死相依”的情感寄托。战乱年代, 夫妇分别死葬于家族墓地之外的两个地方, 待社会安定之后, 后人会想方设法予以合葬, 如《大唐故邢州内丘县令南阳樊府君 (凑) 墓志铭并序》记载:“公讳凑, 字凑。……以建中元年七月廿有六日, 遘疾终于内丘县官舍, 享年七十二。权窆于内丘县西北原之吉土, 时难故也。……夫人弘农杨氏, 率性柔婉, 执礼端敏。昊天不吊, 殁于蜀中。河朔剑外, 天涯地角, 道路阻远, 存殁别离, 固魂魄之长恨也。今者, 丹旐灵轜, 背邢归洛。以贞元九年岁次癸酉十月丁未朔哉生明之吉时, 永祔于先茔。夫人杨氏合祔焉, 存殁之志也。” 四、 唐代佛教寺院的密度以及佛教文化的体现 佛教信仰与佛教文化在唐代墓志中得到了特别生动的反映和体现。在唐代, 佛教风靡于全社会, “在当时佛教、道教、儒教三家鼎立的情形下, 从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影响力来说, 佛教虽然不曾取得国教的资格, 但在实际上却有着举足重轻的地位” 从一些墓志还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寺院的密集以及佛教文化在某些地区如东都洛阳的兴盛。如《唐故亳州真源县令李君夫人 (云氏) 墓志铭并序》记载夫人云氏属于汉化的北方少数族裔, 早年接受传统的汉文化教育, 儒家文化修养颇高:“其先自后魏赫连氏出焉。……夫人幼有淑德, 美而令仪。能读史书, 尤善丝竹。芳肌细骨, 自天而生。情操雅言, 不师而得。” 唐代某些家庭里, 儒佛道文化亦同时存在, 不同的家庭成员选择不同的信仰方式。如《齐得州平原县令张明府杨夫人墓志铭》载:“夫人姓杨氏, 西岳弘农人……仁孝弘慈, 心慕献灯, 情存就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