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成书初期的史学分类问题.docxVIP

《汉书艺文志》成书初期的史学分类问题 从中国小说的起源的那一刻起，它的性质是混合的，充满了障碍。历代的研究者都说不同的观点。如汉代桓谭《新论》即与《汉书·艺文志》所论不同,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史论》所述亦与唐人主流小说观点不同, 宋代欧阳修、郑樵、明代胡应麟、清代纪昀所述皆各有差异。及至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 亦无定论。此不赘述。究其根源, 造成历代研究者众说纷纭的原因, 与小说起源之初的性质、在史志书目中的类别归属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小说家类著录的小说作品, 性质明显与《隋书·经籍志》子部中小说类著录的小说作品大相径庭。明代的胡应麟就认为:“汉《艺文志》所谓小说, 虽曰‘街谈巷语’, 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 盖亦杂家者流, 稍错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 《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 立义命名动依圣哲, 岂后世所谓小说乎?又《务成子》一篇, 注‘称尧问’;《宋子》十八篇, 注‘言黄老’;《臣饶》二十五篇, 注言‘心术’;《臣成》一篇, 注言‘养生’, 皆非后世所谓小说也, 则今传《鬻子》为小说而非道家尚奚疑哉?又《青史子》五十七篇, 杨用修所引数条皆杂论治道, 殊不类今小说。” 一 《七录》不单独设立史部的原因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史官的传统, 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春秋类的小序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 所以慎言行, 昭法式也。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 史部作为独立类别的出现, 大抵开始于曹魏时期。《隋书·经籍志》记载:“魏秘书郎郑默, 始制《中经》, 秘书监荀勗, 又因《中经》, 更著《新簿》, 分为四部, 总括群书。一曰甲部, 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 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 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 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这种情况的发生,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由于那个时候史学著作的数量太过单薄, 所以不需单独设立类别。梁代阮孝绪编撰《七录》, 首次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在《七录》的序言中说: 刘 (歆) 、王 (俭) 并以众史, 合于《春秋》, 刘氏之世, 史书甚寡, 附见《春秋》, 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 倍于经典, 犹从此志, 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 不从‘六艺’诗部, 盖由其书既多, 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 分出众史, 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 这种观点影响深远。元代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经籍考》, 在“《汉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下, 也认为: 按, 班孟坚《艺文志》、《七略》无史类, 以《世本》以下诸书附于“六艺略·春秋”之后, 盖《春秋》即古史, 而春秋之后, 惟秦汉之事, 编帙不多, 故不必特立史部。后来传代既久, 史言既多, 而述作之体亦不一, 《隋志》史之类已有十三门, 唐以后之志皆因之。 从《七录》著录史籍的数量上看, “记传录”共著录史书十二类, 共计“一千二十种, 二千二百四十八帙, 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这种观点是否能完全揭示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等不单独设立史部, 而荀勗《新簿》、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等单独设立史部的原因呢?笔者认为仍然有继续讨论的余地。因为仅从史籍的数量多寡来作定性的判断, 毕竟只是对史学发展的纵向时间考察, 而缺乏横向的类型对比。例如,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春秋类共著录“二十三家, 九百四十八篇”, 其中在“《议奏》三十九篇”后, 分别著录“左丘明《国语》二十一篇、刘向《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陆贾《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纪》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 其实, 班固在刘氏父子《七略》基础上, 撰写《汉书·艺文志》春秋类的小序时, 已经间接说明了不单独设立史部的原因: 周室既微, 载籍残缺,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 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 礼文备物, 史官有法, 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 据行事, 仍人道, 因兴以立功, 就败以成罚, 假日月以定历数, 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 不可书见, 口授弟子, 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真, 故论本事而作传, 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 有威权势力, 其事实皆形于传, 是以隐其书而不宣, 所以免时难也。 这就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例法。唐代刘知幾撰《史通》时, 也认同这一点:“夫子所修之史, 是曰《春秋》。” 《汉书·艺文志》不另立史部, 和史学著作篇帙的多寡无关。《汉书·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