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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汉代以后，佛教在中国被引入，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中国过程，即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和社会道德的全面动态过程。汉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佛教逐渐摆脱印度佛教的印记，最终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宗教及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汉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近千年历史，留下了三大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为明清以后的佛教中国化确定了基本原则和正确方向，也为今天的宗教中国化工作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启示。 一、 认同验证：“社会主义”观的历史原真性 佛教入华之前，已经在邦国众多的印度社会盛行了数百年，早已形成了教权高于王权、沙门不敬王者的传统，这是我国的世俗皇权所无法接受的。西晋以前，由于“汉人皆不得出家”政策的长期实施，加之来华僧人均享有国宾的待遇，佛教与世俗皇权的矛盾还未凸显。东晋以后，由于南北政权的大力扶持，佛教迅速发展为拥有众多的虔诚信徒和强大经济实力的宗教组织，与世俗皇权的矛盾也随之全面激化。最先凸显的是“沙门不敬王者”与朝廷礼敬制度的矛盾。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东晋咸康六年（340）和元兴二年（403）、南朝刘宋大明六年（462）、隋朝大业三年（607）和唐朝显庆二年（657），都曾颁布过要求僧人跪拜君王的诏令，也都因朝臣和高僧的反对而作罢。不仅如此，各地僧团还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甚至威胁到世俗皇权的兵源和财源，这就引起了四次灭佛运动。 第一次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太武帝拓跋焘于438年、444年和452年三次下诏，令五十岁以下的僧尼还俗，处死不服从的僧人，甚至宣布佛教为邪教。第二次发生在北周武帝时期。当时，北周佛教拥有三万多所寺院、三百多万僧人和无数田产，但“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北周武帝于575年下诏，短短四年，就还俗僧尼100多万人，拆毁佛寺1万多所，佛教的经济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第三次发生在唐武宗时期。当时，唐王朝已经全面衰败，各地百姓苦不堪言，但僧人们依然我行我素，这就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845年，唐武宗下诏灭佛，两年时间就拆毁佛寺5万余所，没收寺田几千万顷，还俗僧人26万余人，佛教从此一蹶不振。第四次发生在后周显德二年（955），不到两年，周世宗就拆毁无额佛寺3万多所，还俗僧尼75000多人。经过四次灭佛运动的打击，佛教终于认同了皇权的绝对权威，接受了各级官府的管理，走上了全面中国化。 二、 佛教制度的国家寺院度麻黄 汉唐时期，虽然佛教多次遭到打击，但由于受到了各级民众的顶礼膜拜，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为神化皇权、教化百姓，同时也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很多皇帝都采取了推崇佛学、礼遇高僧、严禁私自剃度和私建寺院的政策。代代相因，就形成了完善的僧官制度、寺主制度、度牒制度和寺院等级制度，为佛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僧官制度发端于东晋，成型于南北朝，明清时期继续施行，是我国封建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僧官分为中央僧官和地方僧官。中央僧官设大僧正一人、都维那数人和若干属吏；地方僧官有州、郡、县三级。州级僧官设僧正一人，州维那数人；郡级僧官设郡僧正一人，郡维那数人；县级僧官只有僧正一人。各级僧官均由僧人充任，协助各级官员掌管佛教事务。 寺主是某一佛寺的管理者，汉魏时期的寺主或由僧众推举，或由檀越（寺院财产的主要捐赠人）公举，官府不予干预。南北朝时期，皇帝和官员开始向寺院指派寺主，但人数极少。隋唐时期，官府开始向寺院指派监丞，其地位在住持（寺主）之上，寺主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宋元时期，国家寺院的住持通常由官府宣敕任命，是为敕差住持制度，这项制度起初施行于京城，由开封府负责，后来推广到全国，改由尚书祠部负责。据学者统计，宋代的敕差住持多达有104位，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国家寺院。明清时期，国家寺院的住持任命更加规范，基本程序是：地方僧司推举候选人，经礼部祠祭司、各科道官和僧录司三方考试，通过者由僧司呈请礼部任命。不断完善的寺主制度，是僧官制度的重要补充，成为世俗皇权掌控寺院事务、优待著名僧人的重要手段。 度牒制度发端于北魏，形成于唐朝，适应于宋元明清四朝，主要内容有三项。第一，度牒的发放。唐代以后的度牒一般由礼部的祠部发放，上面详细记载着持有者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以及官署关系者的连署等信息，是僧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凭此可云游弘法，并享受免赋税、兵役和徭役的特权。第二，获得度牒的途径。汉唐时期，僧人获得度牒的途径有特恩、保举和试经三种。经王公贵族或高僧保荐出家为僧的叫保举，奉帝王诏令而出家为僧的叫特恩，经过试经考试而出家为僧的叫试经。唐朝以后，试经逐渐成为僧人获得度牒的主要途径。试经每三年举行一次，由僧录司和礼部共同负责，应试者均为行童，考试内容是《法华经》和《心经》，考试合格者方可获得度牒。试经制度的长期实施，不仅保证了僧人的文化质量，也提高了其社会地位。第三，严禁私度。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