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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史通义申郑》看章学诚的通古今之变 由于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产和历史学家的深刻思想，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许多美丽的传统。“历史学家风格”是最好的风格之一。 “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3页）。章学诚的这一番话，一方面表明了他对马、班以下至郑樵千余年史学的评价，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学术状况的看法，涉及许多问题，此处不便展开。而“通史家风”，则是他提出的重要问题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在这里高度赞扬郑樵，一是指郑樵的“博雅”和卓识（“别识心裁”）；二是指郑樵秉承“通史家风”时具有“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这主要是指《通志·二十略》而言。至于马、班之后，郑樵之前，是否还有“承通史家风”之人，章学诚没有论及，而这正是“通史家风”之所以成为“家风”的重要环节。因此，这里有必要从“通古今”的传统讲起。 一 关于“达小道，三曰通古今，四曰表贤能”“一曰达武帝” 司马迁著《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在变化中进行的，《史记》正是呈现出了这种变化。重要的是，司马迁《史记》的这一“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对后世史家有深远的影响。《汉书》作者班固对司马迁多有微辞，但他也肯定“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7页）。“贯穿经传”是指思想内容的“通”，“驰骋古今”是指时间的“通”。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汉书》“函雅故，通古今”（班固：《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4271页），跟他上面评论《史记》的话是同一个意思，可以证明他评论的真诚。 在班固之后，《汉纪》作者荀悦和《后汉纪》作者袁宏，以及《华阳国志》作者常璩，都把“通古今”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或原则之一，给予高度重视。荀悦认为：“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荀悦：《汉纪·高祖纪》，见《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页）按照荀悦的说法，这五条是把天人关系、事物之宜、古今相通、功勋之家、贤能之人都包括在内了，由此展示社会历史的面貌。袁宏更是进一步把“通古今”和他的社会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指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袁宏：《后汉纪》序，见《两汉纪》下，第1页）这显然是要赋予“名教”以贯通古今的存在形式。常璩受到荀悦的影响，提出“通古今”是“书契有五善”之一，即“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二《序志》，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95页）。由此可见，常璩同荀悦一样，也是把“通古今”视为历史撰述必须贯彻的原则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汉书》是纪传体皇朝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是编年体皇朝史，常璩《华阳国志》是地方史，一言以蔽之，它们都不是《史记》那样贯通的历史著作，为什么都要强调“通古今”的重要性呢？首先，这同司马迁《史记》强调“通古今之变”之撰述宗旨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影响之广泛与深远从刘向、扬雄和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中称司马迁为“良史之才（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参见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后论，第2738页；范晔：《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5页）。荀悦等人都倡言“通古今”与此不无关联。其次，“通古今”也是当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王充尖锐地指出： “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王充：《论衡·谢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6页）。 王充的这一段论述，自是思想辨析，也可看作是历史评论，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些学人对“通古今”这一历史观念的重视。从史学发展来看，这是历史思想走向深入的表现。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荀悦等史家所倡言的“通古今”，并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