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牵引土地兼并到不抑并重试论不抑兼并北宋土地政策研究之二.docxVIP

从牵引土地兼并到不抑并重试论不抑兼并北宋土地政策研究之二 (一) 背景:从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到不抑兼并,从政策面向市场趋势,土地私有制结构的成熟与发展 如果说，北宋的个人土地私有化政策以大量的官僚主义为基础，是唐朝末年土地私有化政策的必然反映。 摧制土地兼并,自魏晋以迄隋唐,乃是历代封建王朝相沿成习的传统国策。尽管其表现形式、推行力度以及效果影响等等在不同时期各有差异,但就该政策的基本内涵而言,即在不同程度地限定私人地主的土地占有量(起码在法律条文上不准违限逾越);想方设法减缓土地集中的速率;甚至迁怒于土地所有权的正常流通,对土地买卖横加干涉,以求延滞大土地所有制的过度膨胀;试图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农阶层这样一些根本点上,却如出一辙,首尾相衔,从而在五、六个世纪中表现出前后一贯的连续性。若再进一步就其实际效果作些历史考察,那么不难看出,摧制土地兼并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在实现该政策之预定目的这一点上,确曾发挥过不容忽视的某些作用,主要表现在增强封建国家对于土地和劳力的控制能力,为耗费巨大的专制主义官僚机器提供其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赋役基础,消弱带有离心割据之潜在倾向的地方豪强势力,以及在役兵制下保证其军队的兵源等等方面。这就是摧制兼并政策被中古时期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治世圭臬的秘密所在。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至建中两税法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摧制兼并政策猝然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抑兼并政策,并且随之成为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宋元明清阶段)处理土地问题的主要原则。金代中叶有人主张“括民田之冒税者”分拨屯田军士,即遭大臣张万公上疏反对,其第五条理由是:“夺民而与军,得军心而失下心,其祸有不可胜言者。” 从摧制兼并到不抑兼并,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政策的又一根本性转折。这个弯子一转过来,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并连带影响到经济和阶级结构,都开始呈现出一系列有别于前代的崭新特点。如果说,战国中叶商鞅变法的意义,在于对此前发生的土地私有制加以确认,从而宣告了上古井田时代的结束;那么中唐以来不抑兼并政策的出现,便是对于土地私有制诸形式中最主要的一种,即大土地所有制的合法地位加以确认,从而宣告了中古田制时代(以北魏至隋唐的五朝均田制为其典型形态,曹魏屯田、西晋占田亦可包括在内)的终结。此后,历宋元明清八、九百年之发展,再无任何种类的全国性田制重现就是明证。 因此,若将唐宋之际出现并日趋定型的不抑兼并政策,径直斥为“反动政策” (二) 不抑兼并政策 本节拟就不抑兼并政策在唐宋之际的形成过程略作检索,并由此推断该政策所具之基本内涵。 在中古前期的土田等级世袭制(西晋的“占田荫客制”,南北朝的“等级占山制”,直至隋唐时代的“品爵战功授田制”,大致可以视为土田等级世袭制的一个简略发展系列)下,地主阶级占田荫户均有一定令式。至建中两税法前夕,其时均田制已经濒临全面瓦解,然而抑制兼并之传统政策却因其原有的惯性而仍在延续。“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宜委县令切加禁止。”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〇年),杨炎建策以两税法代租庸调制。与此同时,国家宣布停止履行对均田小农进行田业授受的传统职责,私家地主的占田限额亦随之统统取消,此即“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 后唐明宗二年(公元九三一年)规定,乡村有力人户只要“肯出剩田苗补贫下”,即可“不追顷亩” 北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举,公然鼓励石守信等拥兵诸将“市田宅以遗子孙”,让他们交出兵权之后,去过“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与此同时,宋廷又令各地“许民辟土,州县无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 北宋中叶,仁宗奉行的,仍然是“田畴邸第,莫为限量” 神宗熙宁年间,又放手让不断繁衍之中的赵氏宗室参与土地兼并。“熙宁诏书:袒免以下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即置田宅,一如外官之法。” 南宋孝宗年间,甚至有地方官吏“劝编户裒金买田” 更为重要的是,不抑兼并的适用范围,到北宋时期已从土地推及陂湖。如浙东越州鉴湖,原“溉田八千顷,食利者万家,前守建言‘听民自占’,多为豪右所侵。” 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它必须具有某种权威性、普遍性和连续性等基本品格。我们看到,不抑兼并这一土地政策的权威性可由上述诏书和有关法令得到证实;其普遍性可由适用范围从土田推及陂泽得到证实;其连续性可由晚唐以来之历代王朝奉行不替得到证实。南宋初年林勳所谓“国朝兵农之政,大抵皆因唐末之故” 综上所述,不抑兼并政策至少包蕴如下三层内容: 1. 取消原来对于私家地主占田限额的一切限制,其原则是只要按地纳税,便可听任广古。这表明封建国家自晚唐以来基本上放弃了对于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干预这一传统职能。 2. 这一政策发展到北宋前期,甚至表现出鼓励、纵容土地兼并的倾向,这只能被认为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