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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视角看南北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在中国宗教史上，中央权力机构下的皇权在处理政治和宗教关系时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统治者的态度和政策往往是决定宗教命运的主要因素。因此，适应政治并获得皇权认可的宗教通常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相反，它将被压制并完全抛弃。当然，因为宗教在精神领域的优势及其在民众之中的深厚影响，特别是宗教所具有的安抚人心、和谐关系的功能，也使得一些统治者对某个或某几个宗教情有独钟，甚至频繁出现佞佛现象，试图利用这些宗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总是在毁佞之间起伏跌宕，在毁佞之间彼此呼应，在毁佞历程中逐渐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形态。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各自的政教关系对佛教命运的影响便是尤为鲜明的例证。 李利安、崔峰合著的《南北朝佛教编年》（以下简称《编年》，引文只注页码）以南朝和北朝两条线索为框架，每条线索之中又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在详细考索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基础上，用文献本身的记载，逐一呈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全部有史可证的史事，将佛教及与佛教相关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一网打尽，以编年方式完整呈现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历程。借助这本书，无论是考察佛教经济，还是佛教思想，抑或是三教关系，都可以从逐年逐月编排的史事中寻找到纵向变化的清晰轨迹。从政教关系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南朝和北朝在地域特征、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政权建制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所以在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也有不同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北朝两次惨烈的毁佛和南朝长时间的佞佛之间形成鲜明的南北对照。而具体的南北朝之内，北朝在毁佛的同时有佞佛或类似佞佛的过程，南朝在佞佛的同时也存在诋毁佛教的势力，南北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毁佞之间不断摸索，不断前进，逐渐走向稳定的中国化政教关系模式。 南北朝佛教“上承汉魏两晋时期中国佛教的初期传播，下启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鼎盛”（前言，1页），成为中国佛教持续上升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也是中国政教关系的“重要开创时期”。通过《编年》，毁佞之间的起伏变化和南北之间的遥相呼应都可以通过可靠的史料得以准确地呈现。 一、 种寺院及其他家、民族佛教内部关系 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已经获得广阔的社火生存空间。寺院经济与思想传播同步发展，物质基础和信仰力量促成佛教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并与皇权之间形成微妙的关系，加之三教关系纠葛其中，政教关系的演进在这些复杂的力量的交织中不断向前，一年又一年，历史终于走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19页）。从《编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次事件从背景铺陈到逐渐发酵并最终爆发，朝臣崔浩是关键人物。崔浩是汉代以来北方望族“清河崔氏”人，其曾祖、祖父、父亲相继官至高位，他喜欢钻研玄理术数，二十岁左右即任著作郎。四二○年，崔浩结识嵩山道士寇谦之。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寇谦之自称得到老子玄孙李谱文所授六十卷《图箓真经》，并将其献给朝廷。在崔浩的影响下，拓跋焘“欣然纳之”，并且“敕谦之及门弟子，位在诸王公上不称臣。择大家子弟百二十人为道士”（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册，354页上）。此后拓跋焘奉祀道教，并于四四○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由此佛教在北方的发展便日渐艰难。 四四四年，朝廷“禁止官民私养沙门”（29页），如有私藏者，诛杀满门。四四五年，拓跋焘讨伐西北地区的卢水胡人盖吴及其部下，到长安后，发现佛寺藏有兵器、富人寄存的财物以及朝廷禁止使用的酿酒器具，崔浩借此劝拓跋焘灭佛，一场佛教进入中国以来最大的灾难就此拉开帷幕。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三月，拓跋焘下诏：“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版，3923页）佛像被毁，佛经被烧，僧众无论少长悉被活埋，佛教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四五○年，太武帝病重，疼痛难忍，“群臣皆言崔浩毁佛所致”（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册，354页下），加上崔浩又对当时宫廷丑事秉笔直书，彰于天下，拓跋焘一怒之下腰斩了崔浩。第一次“惨烈的灭法”到此戛然而止。四五二年，拓跋焘死后，“文成帝下诏重振佛教”（35页）。这一中国历史上首次灭佛事件前后历时七年，其间大批僧众隐入山林，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度过信仰的寒冬。 北魏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孝文帝迁都洛阳，支持佛教发展。到宣武帝永平二年（五○九），洛阳城中西域来的僧人已达三千余人，永明寺专设千余间房舍供外来僧人居住。到五六年之后的延昌时期，北魏计有佛寺一万三千余所，僧人亦多达二百万。北天竺人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五○八）携带大量梵文经典经西域至洛阳，受到宣武帝礼遇，敕住永宁寺，与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共同译经。大量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汉地的流播。到北魏孝明帝时，佛教得到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