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中的牧羊人隐喻.docx

西方政治中的牧羊人隐喻 隐喻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而且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和人类思维的认知工具。亚里士多德曾反复强调, 隐喻破掉俗套, 把话说得生动, 从而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某种抽象道理。“日常词语只传达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通过隐喻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鲜的东西。”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直有隐喻阐释的传统, 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对荷马史诗的解释。其中, “牧羊人隐喻”传统更是源远流长, 哲学家通过牧羊人隐喻指称君主或政治领袖与臣民或公民之间的治理关系。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其多部作品和多次演讲中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牧羊人隐喻”进行了创造性地阐发, 从而引出了他的生命政治学概念。 一、 牧羊人模式的合理之举 “牧羊人隐喻”并不是典型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概念, 它是借助基督教传播从东方引入到西方世界的。但这并意味着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没有牧羊人隐喻。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时代, 牧羊人隐喻在思想家的作品中曾多次出现, 主要体现在三类作品中, 即荷马史诗、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的作品。 在荷马史诗以及整个印欧和亚述文学中, “人民的牧者”是一个仪式性称号, 国王是牧羊人, 而臣民则是接受牧羊人牧领的羊群。“牧羊人”在《伊利亚特》中出现44次, 在《奥德赛》中出现12次。这种用法在西方思想史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乃至到了公元八世纪左右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写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贝奥武夫》 (Beowulf) 中还在使用“国家牧人”指称国王, 将政治比喻成牧羊活动。毕达哥拉斯学派从词源学上使用牧羊人隐喻, 认为nomos (法律) 来自nonmeus (牧羊人) ;牧羊人是制定法律的人, 他分配食物, 引导羊群, 指出正确的方向, 为羊群制定法律。他们还认为执政者的牧羊活动是出于爱护被治理的人, 法律是执政者为了那些被治理的人的利益而制定的。牧羊人是城邦的主人, 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牧羊人隐喻还集中出现在柏拉图的作品中, 包括《克里底亚斯》《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等。在这些作品中, 曾有多个“对话者”将理想的执政者看作是牧羊人, 但柏拉图通过论证最终否定了政治中牧羊人模式的合理性。 作为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 柏拉图对牧羊人隐喻的解读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话录中, 柏拉图将人类社会分为诸神领导的“幸福时代”和诸神隐退之后的“艰难时期”。在幸福时代, 诸神是人类的牧羊人, 对人类行使权力, 为人类提供食物、制定基本准则, 看护人的幸福和美好生活。后来诸神隐退, 人类进入艰难时期。人类生活在城邦之中, 由被视为牧羊人的执政者治理。但是, 这里的“牧羊人—执政者”并不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意义上制定法律的人, 也不是城邦的建立者, 而只是从属的执政者。牧羊人被视作城邦真正的主人与城邦居民之间的中介, 扮演护卫者的角色。一方面他与入侵者对抗, 保护羊群;另一方面, 他又不同于城邦的主人“哲学王”。可见, 在柏拉图那里, 牧羊人不是用来表征城邦权力主体, 而只具有辅助的行政功能。 众所周知, 柏拉图的作品都是对话录, 很多立论都是通过对立双方在辩论中提出来的。“牧羊人”主题亦是如此, 对话双方对牧羊人的政治模式持完全不同的观点。纵观柏拉图的全部作品, 柏拉图本人的最终目的是要从牧羊人模式中摆脱出来。在《政治家篇》中, 他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将执政者比喻成牧羊人的观点, 否定以“牧羊人—羊群”的关系分析政治权力的运作模式。柏拉图是如何一步一步将古希腊中的牧羊人隐喻排斥出去的呢? 柏拉图首先提到的是“牧人”, 把政治家比作牧人, 执政者是看护畜群的人。畜群不仅仅指羊群, 还包括其他动物。而动物有野兽和家畜、水生和陆生之分。在陆地上生活的动物又包括走路的和会飞的、长角的和不长角的、奇蹄的和偶蹄的, 等等。牧人到底是谁的牧人?放牧的是什么样的动物?这样我们就会陷入动物的形态学, 只能不断地讨论动物分类的各种可能, 而无法在政治隐喻上前进一步。接着, 柏拉图继续分析, 牧羊人要照顾羊群的各种生活, 保障食物, 照顾好小羊羔, 治疗得病或受伤的牲畜, 引导他们走正确的路, 组织它们交配、优生优育, 等等。一个牧人要完成多项不同的工作, 承担多项责任。如果把这种模式应用到城邦治理, 牧羊人即城邦的执政者就要为城邦居民准备食物, 照顾他们, 治疗他们的疾病, 安排他们有效地交配和生育。显然, 现实中并非如此, 这些工作实际上由不同职业的人各司其职。这样, 牧羊人比喻的问题就来了, 如果这些从不同方面为人群提供服务的人都是牧人, 那在牧人主题中就出现了柏拉图说的“国王的竞争者” 柏拉图说得很清楚, 政治家不是牧羊人, 不应该像神那样居于人类之上。牧羊人模式无法寓意政治家, 那如何描绘政治家的角色呢?《政治家篇》中用纺织模式代替牧羊人模式。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