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所撰布拉碑考释.docx

梁武帝所撰布拉碑考释 本文在吸收了现存的佛教文献、早期禅宗敦煌文献、地方史书、寺院编年史等资料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梁武帝所写的佛教碑文的类型、起源时间和历史价值。达摩碑文不是由梁武帝亲自撰写的，而是由禅宗弟子在728年至732年之间错误地委托给梁启超。达摩碑文反映了北宗禅法的思想特色,但碑文出现后,又为南宗所利用,对后来的灯录和禅宗史产生过影响,此外,碑文明确记载了达摩的卒年以及去世、埋葬的地点等,作为禅宗门人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 降唐前:梁武帝造达碑文 菩提达摩碑文署名为梁武帝撰述,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在河北磁县的二祖山元符寺、河南的少林寺和熊耳山等处被发现,这三块碑除个别字句有所差异之外,内容基本一致。达摩碑文文笔优美,思想精微,对达摩的禅法和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达摩的去世以及埋葬之处等所记甚详,是一篇比较成熟的禅宗文献。达摩碑文在历史上出现较早,流传也很广。神会(684—758)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略称《杂征义》)和杜朏的《历代法宝记》都明确记载了梁武帝造达摩碑文,金藏本《宝林传》卷八(《宋藏遗珍》第二册)完整收录了此碑文,唐代澄观(738—839)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略称《演义钞》)、宗密(780—841)的《圆觉经大疏抄》、北宋延寿(904—975)的《宗镜录》以及契嵩的(1007—1073)的《传法正宗记》等著作都引用过此碑文的部分内容。此外,日本光定的《传述一心戒文》、日本最澄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景德传灯抄录》等著作中也都曾经引用过碑文的文字。由此可见,达摩碑文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达摩碑文一直被视为伪作,所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即使是伪作,也有其产生的时代,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禅宗的实际情况。陈垣的《释氏疑年录》曾提到过河北磁县出土的达摩碑:“其文体亦不类梁时风格,当是中唐人假托。”陈垣的论断非常重要,可惜未展开论证。温玉成首次在河南陕县找到了菩提达摩的葬地——熊耳山空相寺,他的《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记》一文,对于空相寺的历史沿革、塔碑遗迹等作了考证,是迄今所见的最早介绍熊耳山达摩碑文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文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早期禅宗的敦煌文献以及地方史志、寺志和碑刻等资料,对于菩提达摩碑文的诸本比较、撰述时代和历史价值等方面做了全面的研究。 二、 佛教碑文的类型和传播 (一) 毛汉公的增加了作为空相寺、二祖山、林公山的图物 从现存的佛教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来看,达摩碑文至少应该刻建过四次,除了已发现的三块碑之外,最早在少林寺还曾立过此碑。据神会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的记载“梁武帝造碑文,见在少林寺”,时间是在732年之前,详见下文的考证。然而此碑后来的流传情况却不得而知,现在少林寺所发现的达摩碑是在元代重建的,本文所说的少林寺达摩碑若不加说明都是指元代重建的达摩碑。 熊耳山的碑文在空相寺,原名定林寺,俗称西山寺,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李村乡境内。《大清一统志》卷205河南府)记载:“熊耳山,在宜阳县东,接永宁县界”。空相寺现存的重要遗迹有:达摩遗塔一座,即建于唐大中七年(853)的“圆觉塔”、菩提达摩碑,即署名梁武帝所撰写的《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以及达摩造像碑等。关于熊耳山的达摩碑文,未见有历史记载,根据达摩碑文的记载,达摩是在梁大同二年(536)十二月五日去世,熊耳山是达摩去世后埋葬之处,熊耳山达摩碑文落款是:“梁大同二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发心弟子洪远施石,并合山同立”。 二祖山元符寺,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的二祖村,历史上隶属彰德府磁州。据《磁县县志》记载:“(元符寺)在县东北五十里二祖村,唐贞观十六年建,相传二祖圆寂之所。” 少林寺的达摩碑重建于元至正七年(1347),据洪亮吉、陆继萼撰《登封县志》卷三十元达摩大师碑记载:“《金石考》:欧阳元(玄)撰,唐里 那么,这些碑文是如何产生的呢?从熊耳山、二祖山、少林寺三块碑落款来看,似乎熊耳山的碑是第一块。所以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认为熊耳山的达摩碑是“真正的原石原碑”,小岛岱山也认为熊耳山的达摩碑文是梁武帝亲撰,并且特别强调了熊耳山碑文的价值。 (二) 《宝林传》和熊耳山碑文的比较 除了二祖寺、少林寺、熊耳山等地发现过达摩碑之外,《宝林传》中也完整收录此碑文的内容。下面,笔者从现存的四种碑文中选取了12处有差异的文字列表如下: 在这12处有差异的文字之中,熊耳山碑文有11处与少林寺碑文相同;而与二祖山碑文相比,有2处相同,2处不明,却有8处不同;与《宝林传》所记载的碑文相比,只有1处相同,而有11处都不同。二祖山和《宝林传》有4处是相同或极为相近的,而这4处都与熊耳山和少林寺的碑文不同。石井先生由于资料的限制,只是根据熊耳山碑文的第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