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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隋书齐陈骏先生论》补论 杨靖是一位管理唐朝的封建皇帝。他统治的《开元史》被称为“开元治国”，这是隋唐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但在史学研究上却一直处于薄弱的环节,齐陈骏先生在《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撰文对开皇之治进行了论述,实塞漏补缺,开讨论之先声,甚有意义。不过有些观点看来需要商榷。本文谈一些不同的浅见,向齐先生及史学界请教。 一 隋代均田所见之土地问题 开皇之治的标志之一,即所谓《隋书》卷二史臣云:“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齐先生说:“如果从当时农民土地占有的状况以及赋役负担的程度来进行考察,不能不认为这些话是封建史家言过其实的粉饰之词,是经不起检验的。” 隋代均田制是有条件实行的。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士族地主封山固泽,田连阡陌,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是均田制难以保持和极易破坏的重要原因。但至隋,士族势力日趋衰落,加上隋政府为扩大经济收入而实行的括户政策和九品中正的废除,使士族势力急转直下。如“百世卿族”的杜陵韦鼎,至开皇中“宗族分派,南北孤绝。”清河名门崔氏之女因家贫下嫁庶族赵云楷。“代为著姓”的范阳卢氏,被刺史“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动至干数。” 综上分析,可知隋代均田制在全国是实行了的,而且开皇时期实行的情况是较好的。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并不是说农民能受够额定的标准,而是说比前期多了一些,使土地占有的极度不均的情况有所好转。没有引起阶级矛盾的激化,造成政治上的动乱。齐先生说隋代均田“其实是不均,一般农民受不到额定一百亩的数目”,“大量土地都是为朝廷权贵及世族地主所占有”。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农民和地主两个对抗阶级的关系必然是比较紧张的”。 考察开皇时期的赋税,也不全如齐先生所说的“重租政策”,“远比以前各代都要重得多。” 关于开皇时的徭役,齐先生认为:虽然制度上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发为二十日役”。又规定“百姓年五十者输庸仃防”。但“在文帝统治时期也并不能完全照此执行”。二十四年中,“亦可说是大役屡兴,搞得人民不得安生”。25实际看来,并非这样。如开皇元年、六年和七年三次修长城,均是“二旬而罢”,证明“二十日役”的规定是认真执行了的。“五十者输庸仃防”的规定,也未见有不执行的现象。隋代人口众多,不需要年老的去充役,所以此规定也不可能不执行。开皇时期。除修仁寿宫,建大兴城和伐高丽外,一般大规模的工役不多。如屡次修长城皆“二旬而罢”。开皇三年置黎阳仓、常平仓,工役简单,费时也不会长。再说一个封建国家一年内置二、三处粮仓也算不了什么。开皇四年五月开广通渠,到开皇五年完成,仅用了六个月。开皇五年筑长城,发丁仅三万人。开皇六年虽“发丁十五万”,但当时全国约六百万分之一。所以开皇时期大规模地调用民力,长年累月地徭役是较少的,这与隋炀帝实有天壤之别。汪篯先生说“隋文帝时,兵役和徭役都相对而轻”,是很正确的。如果这“亦可说是大役屡兴”的话,那么与隋炀帝时还有什么区别?由于这时徭役短小,丁男众多,所以并没有“搞得人民不得安生”。而非文帝奢侈之为,农民虽苦而无怨言,所以也没有引起阶级矛盾的紧张。当然,在执行中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超规定的现象也在所难免,但却不是主要的。判断隋开皇时徭役的轻重,不能以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为依据,而是要与前代相比较。如北齐穿池列馆,“劳役鉅万计”。北周“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实比隋代重得多。如果不是这样比较而言,任何时候都“可说大役屡兴”了,何只开皇时期呢? 综上可知,开皇时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农民的赋税徭役比前代都所减轻,没有引起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从而出现了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所以,史书记载开皇之治的第一标志基本上是经得住检验的,应给予肯定。 二 应受田数的讨论 开皇之治在经济上的标志,主要表现在国家户口和垦田的高速增长,积蓄的丰富。齐先生认为这徒有虚名,“就材料来看,也是有夸大的。” 关于户口增长的史料,主要是《通典》卷七所载,“炀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原注:后周静帝末受隋禅,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在分析这条材料中,齐先生首先认为三百五十九万余户是北周原有户口数,无法使人信服。2 反映隋开皇时土地增长的记载,主要是《通典》卷二田制所云。“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原注:隋开皇中,户总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垦之数,每户合垦田二顷余也。)”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顶。(原注: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则每户合得垦田五顷余,恐本史非实。)”若把这一记载理解为实有田数显然是“非实”的。因为它指的是隋代的应授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