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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中的公民德性问题 在苏库-达拉思想的联系中，更具精神性的教育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展示了苏库-达拉斯的教育方法的失败。 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中对这两个难题给出了解答，在第一个问题上，他区分了哲人德性和公民德性，前者奠基于知识，后者奠基于真实信念，二者各有着不同的教育方式；在第二个问题上，他给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的普遍的灵魂心理学说，个体灵魂的三个部分在理性的把握下和谐统一，公民在哲人王的统治和立法教导下形成统一的价值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这两个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将道德教育从“德性即知识”遭遇的“德性不可教”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公民群体的德性获得不需要达到理念知识的层面，德性的教导能够通过影响人的信念和情感进行。这一观察在国内研究中较为缺乏，很多学者对于德性是否可教问题的讨论仍然停留在对“德性即知识”这一话题的讨论上，去区分它到底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的观点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者在“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上，一方面忽视了柏拉图对于公民德性和哲人德性的区分，另一方面，由于对于后期对话尤其是《法义》的研究不足，忽视了柏拉图赋予信念和情感的积极意义。而国外研究已经注意到两种不同德性的区别，并由于对《法义》的研究相较国内丰富，很多学者也注意到柏拉图后期对话中对于信念和情感的重视 一、 公民德性与教育：从内容到理论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着眼于德性的培养建立理想城邦。卷二和卷三中对于辅助护卫者阶层教育的讨论，给我们勾勒出公民教育的大纲：“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376e）。这一教育方式所依据的心理学基础在卷四中得到解释，并且在一开始的讨论中专属于辅助护卫者阶层的“勇敢”德性也随着这番心理学理论得到定义。对于“勇敢”这一德性的定义出现了两次，并带有相应的限定性描述： 定义：（a）这种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的完全保持，就是我主张称之为勇敢的。（430b) 定义：（b）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快乐和痛苦中都不忘记保持理性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当惧怕什么不应当惧怕的信念，那么我们就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442b-c) 限定：（c）那些不是教育造成的，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在兽类或奴隶身上也可以看到的同样的表现，我想你是不会称之为勇敢，而会另给名称的。（430b) 限定：（d）如在“勇敢”上再加一个“公民的”限定词，也是对的。（430c) 我们从（d）得到，对于辅助护卫阶层这一德性的培养是“公民的”，而不是统治者———真正的护卫者德性，对真正护卫者的德性和教育的讨论出现在对哲人王教育的讨论中，而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知识和信念的区别，这由（a)(b）中对于勇敢的共同定义是“关于可怕和不可怕事物”的“正确信念”得到表达，公民德性没有被说成是知识性的。（b）和（c）分别提供给了我们这种公民德性的心理学基础———激情部分的作用，以及它的方法来源———依靠立法和教育，而不是天性。 首先，公民德性的心理学基础奠基于个体灵魂的三分理论。苏格拉底并没有区分个体灵魂的构成要素。他认为，任何灵魂的理性一经苏醒就能够保持绝对的控制权，似乎灵魂只有一只眼睛，要么不睁开，要么睁开只看到理性。苏格拉底式的灵魂根本不会看向欲望所要求的东西，如果它看向欲望的方向，则被说成是盲目的，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不承认理性和欲求能够同时存在。如果只有纯粹理性灵魂称得上是有德性的话，恐怕一个人在进行常规的营养补给时就是无德性的，并且德性只能极端地像《斐多》中描述的那样（如果灵魂不死的话），在死后才可能获得 其次，在这种灵魂心理学的基础上，柏拉图在卷二和卷三中讨论的音乐和体操教育得到了理论支持，这种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音乐和体操协同作用将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既用优雅的言辞和良好的教育培养和加强理智，又用和谐与韵律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442a）。在这两种教育中，音乐教育涉及对以诗歌为底本的故事、曲调和节奏的规定，而体操教育对饮食、锻炼和疾病预防做出了要求。音乐教育诉诸“模仿” 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公民教育的大致勾勒，它首先明确了公民德性是信念程度的，勇气是激情部分产生的“怕与不怕”；然后，他为这种教育提供了一个灵魂心理学的基础，并强调激情部分对理性的协同作用；在较早的篇幅中讨论了应当采用何种音乐和体操教育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在柏拉图对公民教育的粗略勾勒中，我们并不能清晰地看到公民德性的本质和它的具体形成过程。首先，各种德性的定义被给出时是简略的，不是被详细阐释和论证出来的，它们是根据灵魂心理学而被下定义的，而缺少一个灵魂心理学的展示过程。比如，勇敢与“怕与不怕”这些情感的形成有何关系？“怕与不怕”作为情感反应如果对应了激情部分的作用，那它又如何能够在立法和教育中与“正确信念”相关？信念显然不是完全属于激情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