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行记》所见盗窃案考论.docxVIP

《刘秀行记》所见盗窃案考论 清朝历史学家赵毅在《20世纪22年代史记》中介绍了“汉末”的“逃”。“东汉建一年（40年）。但上文有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 皆下狱死。则是时民变盖因度田起衅也。案《刘隆传》, 天下户口垦田多不以实, 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 有诏核检, 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 优饶豪右, 侵刻羸弱, 百姓嗟怨。帝见陈留吏牍有云:‘颍川、弘农可问, 河南、南阳不可问。’帝怒, 不得其故。时明帝年十二, 在侧曰:‘河南帝城多近臣, 南阳帝乡多近亲。’帝更诘吏, 吏对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谒者考实, 具知奸状, 守令等十余人皆死。据此则十六年之民变, 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其解散, 亦必非令盗贼自相捕斩遂能净尽, 盖因守令皆以检核不实坐死, 遣谒者为更正, 然后解散耳。而《范书》略不见起灭之由。” 赵翼认为, 东汉建武十六年 (40) 盗贼猖獗的原因是光武帝刘秀实施度田政策后, 一些地方官员因度田不实, 引起了局部性小规模混乱, 若无其它更大缘由, 决不会造成跨州连郡的大规模地方混乱。笔者初读时, 对赵翼此说曾深信不疑, 并未进行深入思考。后来, 渐渐怀疑赵翼此说的合理性。因为就史实而论, 赵翼对东汉建武十六年 (40) 盗贼猖獗原因的解释似乎并不完全合理。基于此, 笔者不揣浅陋, 欲就此略陈孔见。 一、 光武帝的创业初期地方盗窃治理 赵翼是清代极富盛名的史学家, 所著《廿二史札记》被誉为清代三大考史著作之一。赵翼在此书“后汉书间有疏漏处”条中, 对东汉建武十六年 (40) 盗贼猖獗的原因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 对我们了解此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源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当我们仔细查阅相关史籍并认真思考之后, 便不难发现他的论断颇不合理。 首先, 赵翼此说之立足点便与史实不符。众所周知, 每当新政权刚建立不久, 小规模的地方叛乱仍会延续多年, 此情形可谓史书不绝, 并非赵翼所说的“案是时天下初定, 民方去乱离而就安平, 岂肯又生变乱?” 建武六年 (30) : 海内新定, 南方、海滨、江淮, 多拥兵据土。 建武八年 (32) : 从车驾击隗嚣, 而颖川盗贼群起。 东郡、济阴盗贼群起, 遣大司空李通、横野大将军王常击之。 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拒于荆门, 彭等战数不利, 越人谋叛从蜀。 建武十六年 (40) : 十六年春二月, 交趾女子徵侧反, 略有城邑。 建武十八年 (42) : 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 我们翻阅范晔《后汉书》时, 发现有关建武年间盗贼猖獗的记载颇多, 远不止这些。通过以上所引史料, 我们不难明白, 在光武帝创业初的数年间, 地方盗贼叛乱频仍, 充分说明赵翼之论颇不合理。 其次, 赵翼处理地理方位问题时存在非常明显的错误。据《后汉书·刘隆传》所载, 因度田不实而下狱死的张及等十余人, 皆属今河南一带。 检《后汉书·光武本纪》云: 建武十六年,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 攻劫所在, 害杀长吏, 讨之则解散, 去又屯结, 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建武十六年, 盗贼四起而以“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也就是说, 当时盗贼最为猖獗之地应在今鲁、冀一带, 并非张及等人所供职的河南, 二者可谓八竿子打不着, 毫无联系。 最后, 赵翼谈到, 建武十六年盗贼猖獗“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 亦与史实相左。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 (建武十五年六月) 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 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建武十六年) 秋九月, 河南尹张及及诸郡守十余人, 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又《后汉书·刘隆传》曰: 十五年, 诏下州郡检核其事, 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 ……河南帝城, 多近臣, 南阳帝乡, 多近亲, 田宅? (逾) 制, 不可为准。 不难看出, 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五年 (39) 所推行的“度田”不仅核实田数和清查户籍, 还进一步打击豪强地主和不法官员。赵翼由此认为, 建武十五年 (39) , 因地方官员度田不实, 而导致建武十六年 (40) 突然出现各地盗贼肆虐之势。 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汉简第14简曰: 乡吏常以五月度田, 七月举畜害, 匿田三亩以上, 坐□ 又第16简曰: 建武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己亥下 袁延胜先生由此推断, 建武十五年 (39) 度田法令非常严格, 同时也说明建武十六年 (40) 以后, 度田政策被继续严格贯彻执行。 二、 东汉光武帝用人策略考察 通过上述简要分析, 我们已较为深刻地认识到赵翼有关东汉建武十六年 (40) 盗贼猖獗原因的探讨颇不合理。那么, 其真正的历史原因是什么?笔者将就此试作阐述。 第一, 当与讨伐匈奴无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据史籍记载, 匈奴自建武六年起, 与卢芳联合侵扰东汉北边多次。建武九年, “……而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