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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黑龙江省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经济工作 近年来，随着中苏关系史的深入，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华苏专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辩论。但是,由于档案文献的缺乏,对于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政府随即做了哪些善后工作,原聘用单位的生产和技术状况受到多大影响,此后中苏接触特别是在派遣和聘请专家以及边境问题的处理方面又有哪些明显的变化等问题,至今仍没有专门的论著进行分析和阐释。鉴于此,笔者以相关档案文献为基本史料,以聘用苏联专家较早和较多的黑龙江省为个案 一、 专家合作模式的后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经济、科技等专业人才匮乏的矛盾和问题,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普遍存在的“派遣和聘请专家”的合作模式很快就在处于关系上升期的中苏两国得到落实。然而,苏共二十大之后,随着中苏对国际、国内局势和政策的判断分歧的加大,附着在两党、两国关系状态之上的这种合作模式开始变得日趋复杂和敏感,特别是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当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共施加压力和进行报复的时候,在华苏联专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中苏交恶的牺牲品。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 (一) 党团员会学在档案资源的管理中要做到“清理、整理、翻译、建模和拾遗并重” 需要指出的是,在苏联专家撤走的过程中,尤其是8月4日中方宣读照会揭露事实真相之后,绝大多数苏联专家不仅与中国人民畅谈友谊,而且还尽可能地将自己所掌握的技术资料留给中方,或让中方复印、抄录和拍照。 为保证资料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黑龙江省各有关单位党委书记亲自领导,并责成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团员负责,在对其提出要求、宣布纪律并进行短期训练之后才允许工作。据档案记载,整个工作主要有清理、登记、整理、翻译和建档等几个环节。在清理、登记、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不仅复查与核对了苏联专家留下的资料与图纸,而且还把过去的重要资料也作了一次彻底清理,一并加以整理和登记。对于需要翻译的资料,各单位使用绝对可靠的翻译人员一次性翻译成中文,改变了过去用一点译一点的做法。对过去没有用于生产的资料进行了鉴别,并规定在使用之前要经过试验和上级部局审查批准。在分类建档的过程中,对于用技术方法取得的资料进行了单独编目和建档。在建档之后,为保证不泄密,还制定了保管和使用制度,并责成专人妥善加以保管。各有关单位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还把苏联专家平日的言论、表现等各种情况,加以归纳整理,在经过党委有关负责同志审阅定稿后,由专家工作处与公安部门共同把各方面的情况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和审核,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格式统一的专家档案,并暂存在专家工作处。 (二) 专业工作人员的构成 根据国务院通知,黑龙江省在积极完成各项善后工作的过程中,除了资料整理和专家建档之外,还对所有翻译和专家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学习和整风活动。 据档案资料,为苏联专家担任翻译的人员中党员所占比重不大,政治水平不高。在专家撤走的过程中,有的翻译违反纪律向外地亲友写信透露专家回国的事,也有人乘机购买专家的东西,个别翻译还对宴请专家和送礼等友好行为表达仇恨和不满情绪。 (三) 中苏关系和苏联专家 根据国务院“原有的专家工作机构和专家招待所的干部、服务人员、房屋、设备、汽车等一律暂时保留,不要分散,等待形势进一步明朗以后再作决定”的指示,黑龙江省各有关单位妥善安置了专家招待所的资产和工作人员。例如,哈尔滨市委规定:招待专家所使用的一切资产一律不准动用和占用,并且要清理登记,造册上报专家工作处。工作人员可以抽出一定时间学习,提高思想,提高业务水平,准备迎接新的工作任务。友谊宫不但名字、人员和资产仍然要保留,一律不动,而且还要修缮房屋。关于友谊商店,也暂时保留,名称不变。 客观地讲,从中苏关系和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中国政府对苏联专家一直持尊敬和重视的态度,不仅将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志,而且还把他们当作重要的外宾,从聘请、延聘等工作安排到医疗、食品和卫生等生活接待上都无微不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围绕着苏联专家工作的各个环节发出指示和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各聘用单位要尽可能地为在华苏联专家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的态度即使在苏联专家撤走后进行善后工作的过程中仍然得以保持。通过资料整理和专家建档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仅加强了国家的保密工作,而且为各工厂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保持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同时还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绝大多数对华友好的苏联专家,巩固了中苏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深厚友谊。 通过培训翻译和对专家工作的认真总结,不仅暴露和批判了存在的问题,堵塞了工作上的漏洞,而且也使我们对来华的苏联专家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对长达十年的苏联专家工作有了更客观的认知和反思,为此后新中国妥善处理聘请和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