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补贴、经济增长与代际不平等：理论模型与政策模拟.docxVIP

摘要： 本文沿用经典的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框架，将育儿成本内生化，并分析相应的育儿补贴政策与公共教育政策对经济增长和代际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政 府预算平衡条件下，育儿补贴的政策强度与育儿补贴税和公共教育税均正相关，前者为直接效应，后者则为间接效应。基于理论模型得到的经济增长拉弗曲线揭示了育儿 补贴税和公共教育税对经济增速的非线性影响，这隐含了最优税率的存在。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数据的校准分析表明，理论模型的数值分析结果很好地刻画了中国经济增长 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的政策模拟显示，当前中国的育儿补贴和公共教育支出水平都低于相应的最优水平，还有提升空间；然而政府部门在调整育儿补贴和公共教育支出政 策时，可能在经济增速与代际不平等之间面临权衡。 关键词： 育儿补贴，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一般均衡，增长拉弗曲线 一、引言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转换与当前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密切相关。随着在1950—1980年代高出生率时期 出生人口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工作年龄人口开始逐年递减(Cai和Wang，2010[1])。为了应对“老龄少子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先后 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胎”等政策逐步放开了生育。然而，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水平并不及预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① ，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为以往七次普查的最低水平。当前中国新生婴儿数量为近年来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建国初的水平，但此时却与建国初 的背景迥异：建国之初，我国人口基数不到目前一半，所以新生婴儿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4亿，较高的育儿成本降低了适龄夫妇的生育意愿 (郑真真等， 2009[2])。所谓育儿成本(Cost of Child-rearing)，是指父母在子女的生育、养育和教育过程中所投入的时间或经济成本。以生育成本为例，有学者通 过估算发现，广州、重庆、武汉等大城市的二孩生育成本已超过70万元，即使南昌和潍坊这样的中小城市，二孩生育成本也高达50万元(王志章和刘天元， 2017[3])。 一定程度上讲，育儿成本、生育行为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生育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收入增速放缓难以应付育儿成本上升，同时生育行为也会导致预 期收入下降(李子联， 2016[4]；靳卫东等， 2018[5])。为了应对较高育儿成本的不利影响，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不少育儿激励政策。例如， 2016年12月，国务 院出台的《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77号)就曾指出，应当“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和扶助政策体系，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力 度”；2016年以来，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上海和广东等省份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均增加了女方的产假和男方的陪护产假，其中女方产假在 基本产假98天基础上增加了30天到82天不等，男方陪护产假为7天到15天不等； 2018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国发〔2018〕41号) 第五条规定， “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2019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鼓励试行育儿假； 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也曾指出，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2021 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此后《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相继出台。综上可以看出，针对降低育儿成本的补贴政策体系已经在不断完善之中(韩凤芹和曹蕊， 2020[6])。 育儿成本增加导致父母不得不在子女数量-质量之间权衡，这意味着育儿政策激励既要注重人口数量目标，更应当与提升人口质量的公共教育政策相匹配，进而为经 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奠定人力资本基础。因此，如何确定合适的育儿补贴政策，以及如何实现育儿补贴政策与公共教育政策最优匹配，从而提高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是 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将育儿成本引入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家庭的最优化选择当中，进而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推导出经济增长拉弗曲线，以反映经 济增长速度与育儿补贴税、公共教育税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在政府预算平衡条件下，育儿补贴的政策强度与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