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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顾远法律史学理论思想述评 陈谷源（1895-1981），陕西三原人。北京大学法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3年。陈顾远在青年时期就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热情,辛亥革命期间与于右任等组织“警钟社”进行革命宣传。后加入同盟会、中国国民党等。先后任审计院机要秘书、中央民运会特种委员、立法委员、制宪国大代表等职。后随国民党当局去台湾。陈顾远一生与学术联系较为紧密,先后在复旦大学、东吴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等30余所学校任职,治学兴趣极为广泛,对政治、法律、经史、文哲等领域均有涉猎。留有《中国法制史》、《中国婚姻史》、《中国国际法溯源》、《五权宪法论》、《政治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绪论》、《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等名著,在中国法律史学界享有盛誉。 出版于1934年的《中国法制史》是陈顾远在法律史学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共四编组成,分别为总论、政治制度、狱讼制度与经济制度等。从逻辑关系上看,总论部分是陈顾远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理论的阐释,后三个部分则是从政治、狱讼与经济三条线索对中国法律史进行梳理。比较而言,总论部分最能反映陈氏对中国法律史学科理论以及法学理论等方面的贡献,对后世影响极大。《中国法制史》之所以为后学奉为圭臬,很大程度归功于该部分所阐发的卓见。 一、 作为法制史概念的陈顾远和其师程树德 “一门学科的建立就是凭借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研究方法。”尽管著者此处之本意在于阐发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关系,但我们也能从中清晰窥出,研究对象的厘定是一学科发轫的重要标志。陈顾远在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史中,对法制史的研究对象予以了明确界定,因此,其对中国法律史学的开创之功,着实不小。 在《中国法制史》一书中,陈顾远重新解读了“法制”与“法制史”的内涵。在陈氏以前,其师程树德曾在1928年撰述《中国法制史》时,已经对“法”之语源进行了爬梳,尽管程树德当时并没有给法制下一确切的定义,但从其所引古圣先贤对法律解释的资料可以明显看出,程树德对“法制”的理解仅仅限于刑法与诉讼方面。今天看来,程树德对法制之理解并无大的偏谬,他的论点是与当时西方学者对法制的理解相互契合的,这种观点至今依然被国内许多学者所采纳。当时在西方法律史学的治学范式在中国炙手可热的背景下,学术概念的择取往往以西方之学理为尚,理论与方法也往往以模仿西学为佳。程树德此举,表现出对西方新学理、观念进行积极接纳的时代特点。而陈顾远并不满足于其师对法制概念的解释,在接纳其师论点之基础上,本人又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对“法制”的概念重新进行厘定。陈氏认为,“中国向之所谓‘法’,不外偏于刑狱律例之指示……与‘礼’对称;故谓其所以兴功惧暴,定分止争,而为吏民之一种绳墨也……中国向之所谓‘制’,不外偏于典章政化之指示……与‘令’同释;盖古昔主权在君,设政施治一皆出诸君命,故称天子之言曰令,又曰制书,令也者,谓时王所制也;制书也者,谓为制度之命也。”虽然法与制各有其意,但二者联用,中国早有传统,基于此,陈氏认定,法制的范围“不仅限于法律一端,举凡典章文物刑政教化,莫不为其对象。”单从字面意义分析,陈氏认为,把法制简单理解为法律的做法是不充分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法制不仅没有把政治层面的内容剔除出去,反而把其视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学者把法制与政治分野的做法,是近代西方新学理东渐的产物。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不能抛却中国古代之客观事实。比较而言,陈顾远的法制概念显然比其师程树德的法制概念要宽泛的多,因此两人的法制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质而言之,程树德的法制概念较符合现代学科划分体系,而陈顾远的法制概念与中国古代历史的法律本相更为吻合。 对“法制”内容界定的简与宽之异同,导致二人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有着明显的区别。陈顾远在对程树德所认知的法制史研究范围评价时说,“治中国法制史之学者,遂有二派之分。一则以制统法,纵不然,亦认为法自法,制自制,故对于中国法制史之范围,不仅限于法律一端,举凡典章文物刑政教化,莫不为其对象,是为广义的中国法制史。一则以法统制,纵不然,亦认为法制即刑法之谓,故对于中国法制史之范围,只以法律上之制度为限,举凡制之不入于法者,换言之,制之无关于刑狱律令者,皆除于外,是为狭义的中国法制史。”不言而喻,陈顾远把其师程树德的法制史概念界定为狭义的中国法制史,更为可贵的是,陈氏并没有固守门户之见,而是与其师相反,毫不犹豫地坚持广义的法制史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又对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内涵予以了阐发,如说:“为社会生活之规范,经国家权力之认定,并具有强制之性质者,曰法;为社会生活之形象,经国家公众之维持,并具有规律之基础者,曰制;条其本末,系其始终,阐明其因袭变革之关系者,是为法制之史的观察,曰法制史。”鉴于中国古代特有的法文化传统,我们可以这样断定,由于陈氏的观点更能全面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