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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户籍政策与户籍政策 明代的社会观念，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的社会，是快速变化的。如果把明代的社会变迁置于“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明代中后期户籍管控的松动相当明显, 且可为当前户籍制度的改革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 明初人口控制 大明帝国建立之后,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采取两大措施, 加强对社会与人口的严密控制。这样做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确保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 首先, 就是“路引”制度的实施。明代的路引, 说白了就是路条, 大致类似于现在地方政府所开具的介绍信, 以便人们外出经商、务工乃至进城探亲。朱元璋立国定策的根本宗旨, 就是要让他统治下的臣民能重新安于士、农、工、商四种身份, 让传统的四民各守本业, 即使是医生、卜相之人, 也强迫他们必须“土著”, 不得远游。凡是有人无所事事而游惰好闲, 或者有人移居或藏匿别处成为游民, 一概将他们贬窜到边远地方。 明初颁布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大诰》, 同样要求邻里之间, 互相知晓各自家中的丁口多少以及所从事的职业。譬如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 无论是道途远近, 还是走水路、陆路, 都应该在路引上明白开明, 并在外出之时, 随身携带路引。众多史实已经证明, 明初严厉的控制政策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如洪武五年 (1372) , 曾有人因祖母生急病而外出求医, 走时匆忙, 忘了带路引, 被常州吕城巡检司查获, 拟送法司论罪。此事虽因明太祖的宽矜而免于论罪,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格, 人们缺乏流动的自由。至于史料所说的“夜无群饮, 村无宵行”, 决非夸大之词, 而是明初的实录。 其次, 就是户籍制度的确立。明初所定户籍制度,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一家一户所备的“户帖”、“户由”, 相当于现在每家的户口本, 由本户自己收执, 早在洪武三年 (1370) 就已经颁行。户帖所载事项, 包括户主、居住的乡贯、户等的归属 (即属民户抑或军户之类) 、丁口数、事产 (家中拥有的房产与田地) , 且钤以户部半印。二是户籍, 也即所谓的“黄册”, 是明代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口版籍。黄册是户帖的汇总, 即10户为一甲, 110户为一里, 以地方府州县为统计单位, 而后汇总并收藏于中央的户部。 黄册的正式颁行, 则迟至洪武十四年 (1381) 。在这一年, 明政府下令, 让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所谓以“本等名色占籍”, 就是以业占籍, 不同职业的人占有不同的户籍, 对国家承担不同的差役。例如承当民差的民户, 承当军差的军户, 承当造作的匠户, 承当煮盐的灶户, 分别归为军、民、匠、灶四籍。除了这四种基本的户籍之外, 明代户籍尚有弓兵籍、铺兵籍、医籍、儒籍、商籍、官籍、先贤籍、卫籍等名色。 所有上述户籍, 均属于良民的登记记录。在明代, 惟有游食光棍无籍, 被称为“无籍之徒”, 即使地方官对他们有所登记, 也是入于“弃民簿”。除此之外, 诸如南京教坊司乃至各王府的乐户、绍兴惰民之类, 则属于贱民, 只能名落贱籍, 从而体现出礼教等级制度上的良贱之别。 土著人少而客居多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的制度, 尽管在中后期仍然在执行, 但往往流于形式, 最终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 以及户籍人口的不实。 按照传统的观念, 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定业, 而后民志可定;而民志一定, 则天下大治。然自明代中期以后, 社会的变化已经不允许四民各安其生、各专其业。朝廷赋役的加重, 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 已经导致传统社会统治基础的分崩离析, 失去土地或者已经无法在农村存身的农民, 不得不到城市中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处。 明代中期以后, 在社会各阶层中, 普遍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 其中最基本的流动形式就是游寓或寄籍。细加概括,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士人之游寓。明代士人游寓之风相当盛行, 且山人、游客遍布各地, 这势必带来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明代取士之制, 从府、县考试一直到乡试, 都要求士子回原籍参加考试, 禁止冒籍。然而, 明代中期以后, 很多州县“土著人少而客居多”, 这种现象的出现, 无疑给科举考试中的籍贯问题带来严峻的挑战。 至于那些在科举仕进上已经失去前途的知识人, 更是通过游历天下而维持自己的生计, 尤以绍兴人为甚。清代因为绍兴师爷游幕天下的事实, 导致民间有“麻雀、豆腐、绍兴人 (到处都有) ”的俗谚。然这种现象, 至少在明代已初露端倪, 尤其是在北京, 六部书吏之职, 多为绍兴人所盘踞, 甚至世代承袭, 进而导致在京城的郊区形成了绍兴人生活的专门社区。 二是农民之流动。根据明人何良俊的记载, 在正德以前, 百姓十分之一在官服役, 而十分之九则在家力田。当时是四民各有定业, 农民安于田地。自正德以后, 由于赋税日增, 徭役渐重, 于是出现了农民纷纷徙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