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视野下的氨质性死亡与回归被告人翻供且缺乏客观性证据案件的审查.docxVIP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氨质性死亡与回归被告人翻供且缺乏客观性证据案件的审查 采集作案工具的罪犯,继续安全性的认同 被告苟川和受害者何华兰是四川省巴基斯坦兴文市街道的居民。双方的配偶都是外国人。2006年初,何华兰搬到巴中市巴州镇南池南路中段33栋3单元401室租房居住后,二人关系暧昧。苟川多次向何华兰提出性要求,均遭到拒绝。后苟川发现何华兰还与其他男子关系密切,便产生杀死何华兰之念,并准备了砖头、铁棒、刀片等作案工具。同年8月28日,苟川谎称要给何华兰惊喜,与何约定9月12日晚去何租房处。9月12日晚12时左右,苟川换下当日所穿衣服,携带事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于次日1时左右来到何华兰租房内,欲与何发生性关系,遭何拒绝。为发泄心中不满,苟川持砖头打击何的头部,何呼救。睡于北卧室的李丹(被害人,何华兰之女,殁年16岁)惊醒后起床开门,被守候在卧室门口的苟川持铁棒打倒在地。随即,苟川将李丹拖至何华兰卧室,继续持铁棒打击何华兰、李丹头部。唯恐二人未死,苟川又用刀片割何华兰、李丹的颈部,致其当场死亡。事后,苟川清理现场,带上作案工具和何华兰的手机、其触摸过的装梨瓷盘、擦拭现场血迹的毛巾等物品离开,并在途中将作案工具和手机、瓷盘抛弃。回家后,苟川将作案时所穿的衣服、带血毛巾等物品烧毁。经法医鉴定,何华兰、李丹均系失血性休克死亡。案发当日下午,苟川在家中被公安人员抓获。 证据改造和起诉 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苟川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应予严惩。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苟川杀害何华兰、李丹的事实。据此,依法判处被告人苟川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苟川提出上诉。其辩称:1.其没有杀人,是被冤枉的;2.公安人员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编造的事实前后予盾;3.所列证据属于间接证据,不具有独立的证明力,只能证明何华兰、李丹被害的事实,不能证明其有罪;4.现场没有其留下的精液、指纹、足迹等痕迹,无目击证人,也未找到作案凶器;5.同监室的人的证言系传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6.请求改判无罪。其辩护人亦提出相同辩护意见。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苟川故意非法剥夺何华兰、李丹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予严惩。认定苟川有罪的证据,有苟川本人的有罪供述、亲笔书写的忏悔书、认过书及写给李勇(何华兰之夫)的信证实,其就杀人的原因、经过、丢弃凶器及被害人手机、瓷盘等情节均作了详细供述,其供述的重要细节如被害人曾接听手机和收到短信、其用铁棒打被害人头部和用刀片割被害人颈部、将李丹打倒后拖至何华兰卧室、将李丹颈部动脉割断、打李丹时将铁棒打在地上等细节,与现场勘验及尸体检验报告相吻合,也与案发时被害人邻居证实的情况相印证。侦查机关根据苟川供述的地点,提取到被其丢弃的被害人手机、瓷盘等物品,足以证实其供述的真实性。苟川的有罪供述系主动供述,且有其亲笔书写的忏悔书、认过书及写给李勇的信印证,也有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关于苟川在关押期间没有受到虐待、刑讯逼供的说明,故其提出公安人员刑讯逼供的意见不能成立。虽然同监室的人的证言系传来证据,但仍属于证人证言,其证明力的大小不是否定将其作为证据的理由,故辩护人提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据此,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宣判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本案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苟川因对被害人何华兰不满,而持械将何华兰、李丹母女二人杀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苟川犯罪动机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法裁定核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川刑终字第600号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苟川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定。 手机、瓷盘等案件的寻找、提取过程是客观、合法 证据是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裁量刑罚的基础,是保证案件质量的“生命线”。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在证据问题上容不得丝毫疏漏,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折扣。如果一个案件的侦破经过客观、自然,有目击证人、有直接证实被告人作案的客观性证据,被告人又始终供认不讳的,定案比较容易。但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有那么多直接证据、客观性证据。本案就是一个证据“先天不足”的典型。公安人员在案发现场未提取到任何直接证明被告人苟川到过现场的痕迹、物证;未提取到作案工具;作案过程无目击证人;苟川又先供后翻,在一、二审开庭时喊冤,是一个难啃的“骨头案”。对此类案件的证据应如何审查分析?在何种程度上才能达到死刑案件证据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