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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性研究 一、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的通过至2005年《京都协定》的结束，从200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churilse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开始，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庄贵贵，2007）。2009年总结研讨会的到来。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气候变化引起了全球关注。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呼吁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其目标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脱钩发展。因此,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关系成为低碳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十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已宣布到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我国而言,深入研究该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为此,国内外学者用Grossman and Krueger(1991)开创性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研究了两者间的关系。例如,Selden and Song(1994)、Galeottia and Lanza(2005)认为存在CO2的Kuznets曲线(简写为CKC),但是Agras and Chapman(1999),Richmond and Kaufmann(2006)、Roca and Hntara(2001)、Azomahou,Laisney and Van(2006)、He and Richard(2009)等均发现并不存在CKC;而Marzio Galeotti et.al.(2006)对CKC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OECD国家存在CKC。国内学者也对CKC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究。例如,付加锋、高庆先、师华定(2008)基于生产和消费视角,认为无论是从生产视角还是从消费视角,单位GDP的CO2排放量都具有显著的倒“U”形状。林伯强、蒋竺均(2009)则利用CKC,研究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拐点,并进行了预测。刘扬、陈劭锋(2009)基于IPAT方程,发现存在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三个倒U型曲线。韩玉军、陆旸(2009)则认为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类型的CKC。 以上学者对CKC曲线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大多数学者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但是,与时间序列数据模型相比,面板数据兼顾时间和截面两种维度,估计模型的异方差较小,自由度较高,因此,面板数据模型有优越性。鉴于此,本文在利用因素分解法估算我国省域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利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试图检验我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确定我国以及各省域达到碳排放拐点的时间,以期为我国经济体迈入“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刘树成,2007)。 二、 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差异 1. 体制主义赋能队伍体现,以“三大俱乐部”为主 从实际GDP和碳排放的总量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出三大“俱乐部”。其中,东部地区的实际GDP和碳排放总量都高于其他地区,是第一俱乐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是第二和第三俱乐部(见图1—2)(1)。 2. 西部俱乐部与中部俱乐部 从实际GDP和碳排放的均量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也呈现出三大“俱乐部”。东部地区仍然是第一俱乐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然是第二和第三俱乐部(图3—4)。从人均量可以看出,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均GDP增加的同时,人均碳排放也在增长,然而,在西部地区中,人均GDP并未明显增加,但是人均碳排放却出现显著的增长。 3. 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和均量情况 从图5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弹性(1)在1990—2007年间经历了1990—1998年的持续下降阶段,而后是1999—2007年的一个倒U型阶段。中部地区也经历了1990—1998年的持续下降阶段,而后经历了1999—2002年,以及2003—2007年两个倒U型阶段。西部地区经历了1991—1993年的持续下降阶段,而后经历了1993—1997年、1998—2000年,以及2001—2007年的三个倒U型阶段。 综上可见,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GDP和碳排放的总量和人均量都呈现出三个“俱乐部”,这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三大经济梯级带有密切联系。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好,经济发展速度快,产业规模大,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消费增长快,特别是碳基能源消费量大,导致了碳排放的总量和人均量都高于其他地区,是碳排放的第一俱乐部;中部地区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推动下,固定投资大幅度增加,能源消费也不断增长,是碳排放的第二俱乐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对能源的需求不高,是碳排放的第三俱乐部。但是,从碳排放弹性波动来看,西部地区碳排放弹性的波动性最大,该地区经历了三个倒U型阶段;其次是中部地区,该地区经历了两个倒U型阶段;最后是东部地区,该地区经历了一个倒U型阶段。 三、 模型拟合与检验方法说明 (1)模型设定。参考国内外学者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