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征引到立象尽意先秦寓言源流及其修辞功能.docxVIP

从征引到立象尽意先秦寓言源流及其修辞功能 “尽管”起源于1902年，但它以“隐喻”一词来翻译aes比率。至1917年茅盾借鉴西方Fable概念整理编辑了《中国寓言(初编)》一书,“寓言”始作为一种文体名称固定下来。但由于西方寓言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具备故事性、虚构性和训诫性三种要素,而中国寓言在战国时期还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体,只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出现在游说或文本中,而且不一定以一个完整的虚构故事出现。比如《楚策四》之“庄辛说楚襄王”、《魏策二》之“三人言市有虎”等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而一些史事如《战国策·楚策四》之“老莱子教孔子事君”、“郑袖劓美人”等都真假难辨。针对这一情况,有些学者便对来自西方的寓言概念做了宽窄程度不同的调整,并因此导致了对寓言文本认定的分歧。如陈蒲清统计《战国策》中共有寓言五十四则,而熊宪光统计为七十则,这就是由于对寓言的不同界定而造成的。所以,从西方“寓言”概念出发,是很难把握中国寓言的文体意义的,也难以认清它的文学功能。 一 “立象尽意”对传统的改造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成玄英疏曰:“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那么,“寓”的初意正是“藉”,是寓己意于他人之口的意思。刘向说:“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别录》)在言说中藉外人之口表达观点,实际就是“征引”。古人强调立言“信而有征”,春秋时代的征引成为君子身份和经典著述的一个重要标志,并因此而形成一种话语传统,则策士和诸子当然也需有所征引。“征引”是寓言的第一文化动因。征引作为一种立言的手段,只具有修辞的意义,还不具有文体的意义。春秋君子所征引以佐说者,大约有两类:一是《诗》、《书》和古贤人所“曰”,都属于前代典籍;二是古代史事,如王孙满对楚王问鼎而引九鼎迁移和历代兴亡之史事(《左传·宣公三年》)等。战国寓言所谓“作人姓名,使相与语”,属于征引言论一类,如《庄子》中引《齐谐》的话,以及假托孔子及其门徒之口以言事等,皆是。至于引史以说事在战国游说和著说中就更为普遍,如《战国策·楚策》中“郑袖劓美人”等。这说明战国时代出现的寓言修辞法确实与春秋以来形成的征引文化有关。 君子们所征引的都是前代典籍或前贤遗言,皆有神圣话语的意味。但战国士人在这些典籍之外,则多援引民谚、流俗故事,甚至自己创作的故事,范围较前扩大,而且偏重于故事性。出现这样的差异,与时代观念的改变和立说的目的不同有关。春秋时代还深受宗教礼仪文化的影响,处于神圣话语时代,而君子们又以新的意识形态建设为己任,所以多价值判断而少事实谋划,取征于上代文献和前贤之言表达了一种面向真理的姿态;同样,君子们征引史实,也主要是将历史看作社会现实的根源,以史实为当下立法。而战国时期宗教礼仪文化衰落,经典的尊崇地位崩溃,尤其是策士们面对的是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式,立说的目的在于为具体的现实事件谋划,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因此所征引的主要是表达世俗生存智慧和日常经验的故事性内容。 寓言除受征引传统影响外,还受“立象以尽意”的表达传统影响。《周易·系辞传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强调“象”是通达天理人情的一个捷径,《周易》皆以设象取喻的方式论事。如《乾·初九》:“潜龙,勿用。”是以潜伏之龙的形象,来说明条件不成熟时应当蛰伏等待,不可强求用世。而九二“见龙在田”、九五“飞龙在天”,则是说条件成熟,可以有所作为,所以皆“利见大人”。那么,龙的位置和姿态就构成了一种象征。这是象征性修辞。而具有明确的比喻性修辞特征的如《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垂翼而飞与君子行路无食,构成一个情境上的比喻对照关系。这样的例子还有“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旅·上九》),“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九二》)等等。《周易》是一种象占文献,而它所采用的象征和譬喻的思维方式对中国表达传统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易》象中,我们能看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就较近于寓言故事了。如《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困·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井》:“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高亨说:“以上三个短歌虽然简短,然而都有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有主题思想,都能说明一种道理,把它们看做小小的寓言,不算太过。” “立象尽意”本源于原始宗教中的象占,但在西周和春秋时期,也被改造成为礼仪文化中的一种话语传统。春秋时期《周易》大行其时。而君子赋诗言志,一方面是出于征引传统,而另一方面也在于《诗》的神秘象征性特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