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与文学之言象意理论的崛起.docxVIP

言意之辨与文学之言象意理论的崛起 中国的科学、思想和意义是“语言和意义的转化”，文学也是“语言和意义的转化”。玄学“言意之辨”理论成果可归结为三个字,曰:言、象、意;言以明象,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言象,关键在一“忘”字。文学“言意之辨”理论成果亦可归结为三个字,曰:言、象、意;然文学为语言艺术,为形象艺术,故于忘言忘象同时又须存言存象,关键乃于“存”“忘”之间寻求最佳方案。拿了这一眼光去看魏晋时代①,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文学理论世界;拿了这一眼光去看中国传统文论,就会发现一种大一统体系的存在。 一、 “言尽意”的缺失 我们现在讲认识论,常止于意识反映现实的环节,其实还有一个表达问题。未经表达的意识,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古人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言能不能尽意?言如何尽意?这就是有名的“言意之辨”。 中国的“言意之辨”早在先秦时代就已揭开序幕,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们几乎都参与了讨论,较一致的意见是“言不尽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庄子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孔子说“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周易》虽不能确定作者,然其意见最为明确,其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上》)然而“言意之辨”之目的本在解决言意难题,而非取消言意,故哲人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尽可能的范围里,设想些变通的方案。老子善于以无说有,既然“道”不可说,那么把可说的逐一排除,剩下的必是“道”。其故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所以,语言这种手段,到了老子那里,便成了“正言若反”。(七十八章)庄子则倡导“得意忘言”说,其《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其语言实践便是寓意于“荒唐之言”,尽量降低语言的记忆价值,结果反形成其著作的独特风格。孔子的方案是以少说多,其既以为“言不尽意”,那么言愈多离意愈远;然而反过来想,言愈少或愈能保留若干真理。故孔子主张寡言,其作《春秋》,寓褒贬于一言。《易传》方案最有价值,《系辞上》云: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虽云子曰,实乃基于自身之总结。“立象尽意”的思想开启了魏晋“言意之辨”的先声。 魏晋玄学时代,一方面由于哲学思想的深入,一方面由于语言实践的需要(如品评人物),“言意之辨”重新提起,而其辩论之激烈,更有甚于先秦,乃至形成“言尽意”、“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三派。③“言尽意”派的代表是欧阳建,他认为言意本是一回事: 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言尽意论》) 这一意见似乎低于魏晋时代总体认识水平,当时哲学家普遍认为形影非一,人之影难尽人之形,已是不言而喻;而更重要者为“神”,遗形得神,何况影乎!另外,据说东晋丞相王导也属此派,《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论而已”。此派在当时并无太大影响,因当时人的兴趣正在玄远的宇宙精神。不过凡事都有两面,立言者并非专为形上之目的,仓颉造字,圣人作卦,亦为百姓之日用,其义固不可一概抹煞。 其二是“言不尽意”派。先秦哲学家多以为“言不尽意”,魏晋玄学家有一派承袭了这一思想。如荀粲常言“天道不可闻”,辨曰: 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 不但坚决反对“言尽意”,连对“立象以尽意”也取了保留态度。又据欧阳建《言尽意论》称: 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以为谈证。 足见此派影响之大。不过严格说来,“言不尽意”并非一个凝固的见解,它是“言意之辨”的一个发动点,由此出发,又各有归宿。比如说,既然言不尽意,就该取消语言,这是一种消极的废言论,魏晋玄学家们有不少终结于此。如张韩作《不用舌论》,主张“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世说新语》亦记载了不少以“不能言而能不言”为高的故事。“言不尽意”派的另一归宿,则积极得多,他们承先秦哲学家之余绪,积极寻求如何尽意之方案,于是剥离了《易传》“立象以尽意”的合理内核,加以普遍推广——这实际已是第三派的意见了。 这第三派,准确些说,当是“言象意”派,更完整些说则是“言以明象,立象尽意”派。这一派主要是融合了庄子和《周易》的方案。庄子曰“得意而忘言”,《周易》曰“立象以尽意”,然而前者拘于言意两端,实际是一个悖论,后者也没有明确言象之关系,这就须待魏晋玄学家们的进一步锻炼。实际把“言象意”系统明确构建起来的是青年玄学家王弼,其《周易略例·明象》中关于“言象意”的一段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