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构性与诗性表达时世殊异诗心通从穆旦《妖女的歌》到崔健《一块红布》.docxVIP

同构性与诗性表达时世殊异诗心通从穆旦《妖女的歌》到崔健《一块红布》 “文章合一，歌与诗合一”（白居易）。然而,诗性评价却难免参差。有人说,这是见仁见智,也不错,但个中常常难免对真正诗性的忽视或曲解。因为只有正确感悟出诗与时代的向度,尤其是感悟到诗歌个案的审美机制,才能发挥其诗性效应。远的不提,就上世纪50年代而言,曾经震撼时代、被全社会追捧一时的颂歌,几乎都像枯叶一层层堆积在历史深处,而当时有些怯于示人,或示人即引起议论纷纷的作品,却逐渐闪烁出异彩,《妖女的歌》即为典型案例。当然这有时代的错误,但即使到了90年代,有些误区依然不能消弭,如《一块红布》所引发的喧嚣。 更有趣的是,《妖女的歌》大体创作于1956年,时未发表,其作者穆旦是公认的“九叶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一块红布》是崔健《解决》专集中的一首,轰动于上世纪90年代,其创作者、演唱者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穆旦与崔健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这两首相隔近三十多年的诗或歌,在创作上可能也没有什么干系。但我以为,这两首诗或歌,竟然灵犀一脉,有惊人的神会。两位作者在各自时代,以其同构性的感悟方式,直抵时代深处的隐秘区域;两个文本似乎也都有爱情色调的包装,实则各有自己的核心意象与深刻丰富的象征蕴含;两位作者以诗性精神,揭示了各自时代的荒谬感,反思了人性悲剧,从而都显示出难能的前卫性,以此令人深思。 一 现代的“理性”、“内在”观念,都提出了一个新的区别对待、改造的“红布”等,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体现 《妖女的歌》揭示的是“妖女”以诱惑的方式向人们索取“自由、安宁、财富”,使所有心仪的人为之义无反顾,甚至把“丧失”当作幸福,而最后却以徒劳告终。“妖女”这个意象,无疑是那个时代语境的恰切隐喻,当然也可以是政治、时代、理想等的象征;“我们”则是一群毫无个体主体性且不自知的盲目追寻者,他们好像被巨大的卡理斯玛迷狂形象的特殊力量所牵引而走上了西西弗斯之路。 《一块红布》展现的是,“我”在被“你”蒙住双眼之后,反而看到了幸福;于是,“我”跟随而上路,并且心甘地被钳制、被剥夺一切,甚至情愿放弃生存基本条件和精神主体。最终,“我”虽然明悟了这一切,却又因为深知“你”的痛苦从而必须选择陪伴“你”,这表现出与《妖女的歌》极为相似的境遇。不过,因时代有别,歌中流溢的是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特殊背景下的各种感觉和情绪:痛苦、失落、怀旧、彷徨……由个人感受上升成为这代人的精神履历。全诗所袒露的,无论是因迷醉于幸福的虚假许诺,还是盲目乐观地跟从,甚至自我意识的泯灭,都是从“文革”那样的悲剧时代中走过来的几乎人人所共有的复杂经验和感受。 崔健曾在1993年柏林演唱会说:《一块红布》这首歌“歌词好像从字面上看起来是关于爱情的,但我发现现在许多的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挡住,他们觉得自己舒服。因为你看到太多真实的东西,你不能骗你自己,所以说很多的文化也是这样,如果你真正看到以后,会觉得自己太弱,或是这个生活太复杂,不是很纯洁。他们觉得挡上点儿好,你越是看不见,越是幸福。但这个好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文化、政治的;还有一个就是爱情的。所以说这首歌不能说完全是一首政治歌曲,好像是一种感觉……”(2)———作者的感性表白,虽然远远不能涵盖其作品的蕴含,丰富的意义多在他的表白之外。不过,说这首歌“是一种感觉”还是准确的。 更可贵的是,此歌中也细腻而微妙地完成了对“魅”的解构:一方面,是“你”那普施的方式,以亲吻导致窒息的手段兼不可抗拒的力量去君临一切、飓风汲海;另一方面,是“我”从欣喜若狂到无奈地彻底献祭,直到真相大白,原来不过如此。这种感觉包含了前所未有的思想。 《妖女的歌》虽然对诱惑主题的揭示更多些理念式,但要知道,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语境下完成的,即使具体到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甚至80年代初期的语境中,也是绝对不合时宜的。所以,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充满怀疑和自省的精神以及沉痛经验,由此隐含着对那个时代的批判,对自身盲目追随的反思。这些,不仅切中要害,而且更具超前性。 可见,两首作品各有千秋地感悟了各自时代,而且,都揭示了现代性意义的荒谬感。 “现代性”、“荒谬感”这些词,在中国的自觉,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40年代初,奥威尔就说:“我们生活在独立自主的个人已经开始不再存在的时代。或者应该说个人已开始不再有独立自主的幻想。”(3)经历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发展,面对今日铺天盖地的负载着各种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的媒体的轰炸,现代的思想者会自然地把它看作整个现代社会加强对人的规训与控制后的一种现代趋势。轻易受外界主宰,应该不是现代人的宿命,但一方面,古老的精神遗传基因又很难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彻底根除;另一方面,现代人对自我是独立主体的流行话语异常迷恋,以至于被这种迷恋遮蔽了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自己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