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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中的历史记忆 人类学的关注是一个破裂和继续的过程，关注记忆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早期人类学家热衷于考察人类和社会制度的起源问题。因此,他们经常利用历史资料来建立人类发展所经历的社会阶段,例如摩尔根对蒙昧和野蛮的划分。这些持进化论思想的人类学家把历史当作一种推论工具加以利用,把人类的发展史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从而被美国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和英国的功能学派所批判。博厄斯认为,进化论的学者在构建人类历史的发展秩序时,有一个理论假设,即“不同文化中的类似现象,是同一的人类心智对类似环境的反应的结果”1,但是,博厄斯根据他所掌握的印第安人的材料指出,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文化现象,可能是由不同的心理、历史或环境因素造成的。2所以,进化论学派的历史建构因为前提的错误而流于推测。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学派则彻底地摒弃了历史,并宣称要建立一种探求社会规律的人类学。由于历史特殊论和功能学派在现代人类学发展的初期占据主流地位,这导致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历史。 功能学派摒弃历史的理论假设是,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具有一种稳定和自足的结构,人类文化的变迁对社会的影响是不足为道的。这种假设本身也是错误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最偏远的社会,也有自己的历史。埃文斯—普理查德就明确反对功能论的非历史倾向。有一些民族史学家和主要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口史的人类学者仍然坚持把历史纳入人类学视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的人类学出现各种理论的流派。70年代兴起的政治经济学派明确给予历史以重要地位。这个学派认识到,“人类学研究的所有社会都实际上镶嵌在更大的系统中”3。因此,人类学的研究应该注意“底层的历史”和“外来的历史”。 在认识到并不存在没有历史的社会,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进入有丰富历史的田野之后,现代的人类学已经脱离了非历史主义的阴影,并发展出了历史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历史人类学的学者们并不是马上就意识到历史和记忆的关系。刚开始,人类学家只是偶尔发现一些特别显著的记忆现象。例如,埃文斯—普理查德在田野工作中发现的努尔人遗忘祖先的现象;格利弗(P.H.Gulliver)提出的“结构性失忆”概念等等。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早在1925年就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认为记忆是一种具有集体性的记忆,并阐述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差别。但是,哈布瓦赫有关集体记忆的论述在发表后并没有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可能与翻译有关。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社会学界、人类学界才开始广泛地注意到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许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开始以集体记忆为研究的对象。例如,人类学家费朗西斯·泽班在某个法国农村的田野工作中,审视了当地人用一种彻底忘却来处理历史事件的态度。4很显然,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关注集体记忆中的历史事件,正是在这一时期,历史人类学意识到历史和记忆的关系: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历史人类学强调,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5人们在记忆中唤醒过去,也在记忆中遗忘过去。作为一种民间知识,记忆总是存在于人们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中,它曲折而且隐晦地反映着现实的需要,被想象、虚构、叙事和重组。 中国的学者还较少涉及到集体记忆或者历史记忆的研究,但是也有一些成果。清华大学的景军教授在《记忆的神堂》中描述了中国西北某个农村中孔庙的重建过程,目的是“试图理解村庄的过去是如何作用于村民的生活”6;纳日碧力戈所翻译的《社会如何记忆》以及毕然、郭金华翻译的《论集体记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台湾的王明珂教授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探讨羌族社会的神话和历史;黄树民教授以报道人的回忆为主线进行了林村的研究;罗志田的诸多文章都采用了历史记忆的视角,例如他对五四运动的研究。 不过,对于历史记忆的理论性探讨的文章,国内并不多见。我所看到的是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在其导论部分对历史记忆有非常精当的论述,但并不完整。对于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在理论上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国内文章似乎更少涉及。本文试图梳理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的某些关系,增进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历史记忆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助于人类学认清事理。一是如何看待历史真实的问题,二是加深对人类学本体论的认识,三是对于人类学方法论的帮助。 一、 社会事实的虚假存 人类的记忆往往并不必然和真实的过去相联系。有太多的因素在影响着人类的记忆。相对于过去的历史事实来说,人们记忆中的历史往往是想象的,文学虚构的,面目全非的历史。历史在人们记忆中被附加意义,在想象中重建。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性?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客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什么意思?人类学又要如何看待历史真实? 迪尔凯姆提出“社会事实”的概念,把社团、宗教、政党、法规、教育、制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社会潮流等社会现象都归入社会事实的范畴,并认为这些社会事实能够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加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