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内府收藏中的藏藏古诗.docxVIP

乾隆朝内府收藏中的藏藏古诗 紫石不仅是皇帝的住所，也是政府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其中所藏的中国历代书画作品,堪称首屈一指。这些书画作品有的是直接从前代内府收藏中承继过来的,有的是从民间征集的,有的是当时臣工的创作,还有的则是皇帝自己的御笔。皇帝们在鉴赏之余,常常要在这些作品上钤盖收藏印记,累朝叠加,有的竟多达几十方,成为宫藏书画的一大特点。尤其是乾隆皇帝,其一生共治玺印1800余方,钤用于古今书画之上的也有千方之多,是在书画作品上留存印迹最多的皇帝。 ◎乾隆的玺印在书画上钤用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有具体规定,有的则没有。前者最典型的当属《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及续编著录过的作品。为了解宫内书画收藏的状况,乾隆九年,乾隆帝下诏编纂《石渠宝笈》,对宫中所藏书画进行著录和介绍。全书共44卷,凡收入《石渠宝笈》的作品,都要钤盖相同的五方玺印。上方左侧用“乾隆鉴赏”(正圆白文玺)、上方右侧用“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玺)、下方左侧用“石渠宝笈”(长方朱文玺)、下方右侧用“三希堂精鉴玺”(长方朱文玺)及“宜子孙”(方形白文玺)。为区别收藏地点,五玺之外再用收藏地的鉴藏玺,如“乾清宫鉴藏玺”、“养心殿鉴藏玺”、“重华宫鉴藏玺”等。乾隆时编的《秘殿珠林》一书,专门著录宗教类书画作品,所收作品上的用印也大致如此。乾隆五十六年,又诏令馆臣编撰《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续编。凡被续编著录的作品,其原件上除钤盖前面的五玺之外,《石渠宝笈续编》则加“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玺;《秘殿珠林续编》则加“秘殿新编”、“珠林重定”二玺。而平时存放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宁寿宫五处的作品,则还要分别钤盖相应的鉴藏玺。这样,凡被《石渠宝笈续编》、《秘殿珠林续编》著录过的作品,五处内藏的应钤上述8方玺,五处而外则钤7方玺。 ◎当然,像上述这样对玺印钤用有明确规定者毕竟是少数,其余大部分的玺印钤盖时并无具体规定,而是视作品的具体情况相宜而行。但由于乾隆帝本人好强好胜,喜欢自我炫耀的性格,使书画上玺印的钤用也显示出他自己的习惯和特点。一是数多量大。乾隆皇帝喜欢舞文弄墨,书画上亦不例外。据载,乾隆“逐年御题书画巨幅长卷,每条皆钤有小玺,其文往往相同,甚有重至一百九十余玺者”。清人沈初所著的《西清笔记》也记载:“每遇御笔书画发下用宝,诸臣择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因此,他的印文、内容相同的玺印在同一幅作品中往往重复出现,这从现存的清宫书画上也可以得到证明。二是大玺多,组合钤用多。从乾隆玺印的实物来看,大玺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皇帝,尤其是殿名玺。这些大型玺印经常被钤盖于宫藏书画之上。我们知道,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能活到七、八十岁的皇帝已是少之又少,而他居然寿登耄耋,并创造了文治武功鼎盛的时代,最后在位满六十年时又传位给嘉庆,成为太上皇帝。所有这些,都成为乾隆一生中值得骄傲,值得炫耀的亮点。因此,他在七十岁时刻“古稀天子之宝”,八十岁时刻“八徵耄念之宝”,成为太上皇后又刻“太上皇帝之宝”,而且一刻就是几十方。这种状况体现在书画上则是这三个阶段的玺印相互组合钤用的大量出现。手卷一般在前后隔水处自上而下钤“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如北京故宫所藏《乾隆南巡图》卷、台北故宫所藏宋代江参《千里江山图》卷、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清代郎世宁《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卷、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郎世宁《心写治平》卷等都是如此。画轴一般是在上端骑缝处或本幅上部平行钤用,其次序从右至左或是“八徵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太上皇帝之宝”,如乾隆御笔《盘山图》轴;或是“太上皇帝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如清人画《乾隆赏雪图》轴;或是“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如郎世宁画《爱乌罕四骏图》卷,尽管每一玺印的具体位置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此三阶段代表玺印的相互组合则是乾隆玺印钤用的常态。当然,像这样多寡不同的玺印的钤盖在一起的组合方式还有许多,前述只不过是最具典型性而已。三是突显自我。因为自己是皇帝,在钤印时也就不免总是把自己置于突出的位置,想钤在什么地方就钤在什么地方,通观全幅,往往他的印记给人的观感最为醒目,带有十足的霸气。大玺往往多钤盖于画轴上部正中,而其中最典型的则数“古希天子”圆形朱文印,如北京故宫收藏的乾隆御笔《盘山图》轴、清人画《乾隆赏雪图》轴,台北故宫收藏的元代赵孟頫绘《吹箫仕女图》轴、五代周文矩《文苑图》轴,都把此印钤盖于画面中央十分显眼的位置,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上述乾隆玺印在宫藏书画作品上钤用的特点和情况在大量清宫旧藏书画中都有充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