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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与清代书院 一 朝级领导,以明心学为学 清朝建立之初，他致力于巩固政权，统一新疆，没有时间考虑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因此，学院的讲座可以继续，也可以通过对遗址的干预来繁荣。但是明代中后期书院讲学流弊丛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明亡之后,有士大夫痛定思痛,甚至就将亡国的责任归咎于讲学,黄宗羲、孙奇逢、李二曲诸儒虽然不废讲学,但也都提倡实学弥补王学末流之空疏。明末书院讲学裁量人物、干预朝政的风气,也让清廷颇为顾忌。顺治九年颁布上谕:“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所用言词与明张居正禁书院的告示几乎如出一辙。同年还颁布《学校禁例十八条》,其中有《训士卧碑文》八条,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清廷日趋严厉的高压政策,直接促使书院的讲会之风趋于消歇。如讲会风气盛极一时的关中书院,在李二曲离开后,很快烟消云散,书院“讲堂茂草,弦诵阗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卷三。及至康熙后期,有讲会制度的书院已是寥若晨星。 清初思想界反思明人讲学弊端的结果,是把王阳明心学认作罪魁祸首,于是重新祭起程朱理学作为“正学”,而把心学视作异端邪说。清初主经世致用的大师顾炎武也加入了尊朱贬王的行列,其《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曰: 五胡乱华,本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