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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时期的女性自觉意识看女性自觉意识的流变 女性的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和对平等自由的认识和觉醒。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准则、价值趋向, 每一代人对审美具有相类似之处, 又有不同要求。在现代文学史上, 女性文学发展轨迹非常清晰, 大到社会制度、社会风气, 小到女性自身地位的变化和性别意识的增强都留下了不同的历史痕迹, 这些都能从许多女性形象中明显地表露出来。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是女性心理的、情感的生命历程, 是女性自我追求、自我生存的心灵记录。其演变的过程是人的觉醒到人的解放的成果, 人的觉醒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催化剂, 而人的解放必然带来女性意识的健全发育。 一、觉醒的意识 五十年代女性的意识觉醒。对在政治上刚刚翻身但还没有彻底摆脱旧生活枷锁的中国女性来说, 一切都是新奇的充满着向往, 富有吸引力, 但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呢?自己应该怎样做呢?都是迷茫的。她们很需要有教育意义的榜样和形象来引导她们正视新生活, 此时文学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内存力量, 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最令人关注。如电影《李双双》中李双双的形象, 快言快语, 泼辣能干, 一次偶然地不经意被“激”出家门, 开始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她不再是为丈夫活着, 不再受他们的言语支配, 她逐渐在形成着自己的独立意识, 虽然她也出现了矛盾, 但终于战胜了一切, 勇敢地走出了家门, 投入到社会之中。电影《凤凰之歌》中的张金凤, 由过去的认命, 到后来的与命运的抗争, 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起初她在街上正与人交谈时, 见到自己的婆婆走过来, 吓得就跑, 怕婆婆说自己在家里呆不住;自己在外干活的丈夫已娶妻, 自己全然不知, 仍苦苦地独守空房。在女指导员的劝说下, 她上了民校, 但此时是胆怯的;女指导员让她上舞台唱一曲时, 她犹豫、恐惧, 最后她鼓足勇气走上舞台, 台下的乡亲们一片哗然, 发出感慨:“这不是童养媳吗?”“童养媳上台当主人, 要象过去, 非要在祠堂里吊死不可。”但此时的张金凤勇敢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黄莲树为什么哪样苦呀?童养媳的泪浇成的;杜娟花为什么哪样红呀?童养媳的泪洒成的!多少年来, 天不转来地不移, 多少年来她们的苦罪受不尽……如今天重见阳光, 乾坤倒转, 童养媳也想活得象人样, ”这一催人泪下的曲子, 唱出了她的心声, 她积压多年的苦水全部倾诉了出来。在她的公公想把她卖出去时, 她抗争了, “我不是牲口, 我是人。”她对爱情的表现上也由过去的羞涩、胆怯到后来感情自觉的复苏, 使她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她由一个童养媳, 勇敢地走出家门, 投入社会, 最终成为一个妇女干部。这些形象可以说能影响一代人的思想, 使她们真正地看到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男性的意识 六、七十年代的女性男性化。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 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 女性主体意识受“左”的观念的桎梏, 忽视女性个体属性的特质, 限制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文学家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人们所追求的审美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女性形象上, 个性的成份越来越少, 阶级的成份越来越多, 个人的情感、家庭的恩怨都很淡薄, 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女性观被淹没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声浪中, 几乎没有性别的声音, 而将“女”字消融于“人”字、消融于时代、社会、阶级意识之中。六十年代初期一些文学形象的阶级痕迹更为突出, 到了文革时期将它推向了高峰。女性形象应有的丰富细腻和更关注自我生活的情感特点, 因为与现实的主流意识不相吻合, 而被否定和抹杀。她们大多沦为只见阶级性和社会性而不见女性特征的“类女性”, 从电影、纪录片中反映出的女性形象, 大多是模式化的, 如“铁姑娘队”、方海珍、江水英成为这一时代理想女性形象的标本, 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只知忘我的工作, 没有私人的生活, 只有政治生活, 而没有感情生活, 她们只是性别上的女性, 其他与男性无任何差异。她们有坚强的战斗毅志和不畏艰险的品格, 这时候的女性真可谓彻底地冲出家庭, 走进了社会, 投入到革命的大熔炉里。女性所特有的温柔、甜美完全被刚烈、泼辣所取代, 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扭曲。她们的精神世界的刻画被注入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完全失去了女性特征, 使女性文学形象黯然失色。她们的人是自由的, 但她们的心灵是不自由的。新中国的女性在迎接妇女解放的同时也把自己融进了社会革命运动之中, 把实现男女平等简单地理解为“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 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中, 似乎有意识地要抹掉男女性别存在的差异, 于是一切用男人的标准来要求女性, 艺术上同样在追求“共性”的规范中失落了个性, 也失落了女性。这是个无性的年代, 其实在女性“雄化”的背后, 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女性卑贱论的观念为衣钵, 它依然是传统男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