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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危险方法的司法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评估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而不是损害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威胁。这种只注重“结果危险性”的认识倾向是否科学合理, 值得深入探讨。 一、 危险“相当性”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两个法条中的罪名属于排列式的同类罪名。根据同类解释规则,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其他危险方法”应当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具有危险的“相当性”。但有学者认为,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与投放危险物质罪在行为方式上并不具有“相似性”, 放火、决水、爆炸可以直接造成结果, 而投放危险物质既可能直接造成结果, 也可能需要借助外力因素才出现结果, 如在供不特定人群饮用的水井中下毒。这就使得“危险”的共性只能从行为的结果来加以确定:在立法机关未就“其他危险方法”作出明确解释之前, 将那些具有社会危害性而需要刑罚惩罚, 并且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所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解释进来, 具有实质的合理性。(1)这种观点坚持了所谓“结果危险性”评价的立场, 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三种行为表现: (一) 主观条件无法准确把握,不能是“主危险” 当某一行为同时具备刑法所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中的多种危险方法, 即具有多重的特定危险属性, 司法机关在难以界定该行为的性质时, 往往将其作为“其他危险方法”而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如, 张某因与家人发生矛盾, 将放置在厨房内的液化石油气罐的胶管拔下, 一边打开阀门, 大声叫嚣“炸死你们”, 一边用火柴点燃胶管口向外泄漏的石油气, 喷出的火焰将液化石油罐的阀门烧黑, 爆炸随时可能发生。后法院审理认为, 液化石油气本身具有可燃性, 又属于易爆物质, 而放火点燃石油气可能引发火灾, 也不排除爆炸后果的出现, 行为人主观上事先无法确定、无法预料且无法控制, 客观上既不能等同于直接放火焚烧, 也不能归结为直接引发爆炸, 所以不符合放火罪或者爆炸罪的构成要件, 而只能作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类似的“其他危险方法”。据此认定张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 (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替代盗窃罪 根据“结果危险性”评价的立场, 即使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行为方式甚至直接导致的侵害结果都不具有公共危险性, 只要这种行为在客观上能够衍生出公共危险状态, 同样可能作为“其他危险方法”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较典型的是偷盗井盖案件。如吴某、王某两人连续盗窃井盖5块, 致使路面严重破损, 且该路段还是某中学学生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 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分别判处吴某、王某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和三年。以往对于偷盗井盖行为多以盗窃罪论处, 但盗窃罪系数额犯, 并且井盖本身价值不高, 导致相当一部分偷盗井盖行为达不到定罪数额标准而难以受到刑事追究。但近年来偷盗井盖现象日趋严重并危及公共安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替代盗窃罪便成为遏制该种犯罪的实际选择。即使偷盗井盖行为尚未实际造成人身伤亡的侵害结果, 司法机关也认为其衍生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 属于“其他危险方法”。 (三)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方面 有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公共危险的属性, 但由于行为人实施了多个性质相同的连续行为并危及公共安全, 使得司法机关考虑对此连续行为整体评价为“其他危险方法”, 将这种连续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较典型的是驾车“碰瓷”的案件:如出租车驾驶员童某为非法牟利, 利用前车变道行驶之机从后面加速上前实施撞击的方法, 让对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从而获得“赔偿”。在短短一年时间内, 先后驾车在上海市区的多条主要干道上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其计31起, 法院认定被告人童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不可否认, 面对近年来驾车“碰瓷”案件呈现的高发、多发态势, 如果将其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适用比敲诈勒索或者诈骗犯罪更重的法定刑,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 二、 理论上的修正倾向 应当看到,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产生“结果危险性”的认识倾向,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需要, 但对“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则出现了扩大化取向, 在理论上也难以白圆其说: (一)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放化”罪的重合关系 在前述“结果危险性”评价的第一种表现情形中, 将具有多重特定危险属性的行为归属于“其他危险方法”的前提是,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放火罪等特定罪名之间应当具有重合关系, 而“多重特定危险属性的行为”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