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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迎神赛会的经济功能探析 崇拜协会是由流行的“社会祭祀”习俗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北宋。它在明朝洪武时代被废除，在成华时代被复兴（1）。自明嘉靖以降迎神赛会之风日趋兴盛, 到清乾隆年间臻于鼎盛, 其间虽有地方官员以“耗业费财”、“招盗兴赌”为由, 屡次颁布相关禁约、禁令, 试图严加控制, 但民间赛会之风仍屡禁而不止。 对上述现象, 目前学界多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展开论述, 并往往把它归并于“淫祠”兴衰现象中进行考察。在总结“淫祠”兴衰规律时, 多数学者认为“淫祠”发展随王朝兴衰呈现周期性的特点, 即王朝兴盛则社会控制加强, “淫祠”相应衰落, 反之亦然(2)。然而, 笔者认为, 这一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明清时期的迎神赛会。明清时期赛会之风屡禁不止,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廷对民间社会控制的削弱, 但此种状况的产生并不仅仅因于王朝的兴亡更迭, 更与16世纪以来的商业化(1)变革有关。本文试图从迎神赛会经济功能变迁的角度, 考察赛会持续兴盛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 并进而探讨社会变迁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 一、 商人对全运会的资助 迎神赛会在仪式上有“座会”、“巡会”之分。“座会”是定点性赛会, 以祠庙为中心;“巡会”是活动性赛会, 以“舁神出巡”为特点。到清末时, “巡会”形式已相当普及, 以至《清稗类钞》以“巡会”的特点概括赛会:“具仪仗杂戏迎神, 以舆舁之出巡, 曰赛会, 各省皆有之。” (迷信类“赛会”条, p.467)其实, “巡会”在明中期才开始出现在赛会活动之中, 其广泛盛行得益于商人阶层的积极推动。 明代迎神赛会在洪武年间遭禁后, 于成化末年复兴。据《仁和县志》记载:“迎神赛会乃是敝俗, 而仁和此俗肇于褚塘。成化末年, 其里有鲁姓者, 素性机巧, 好为美观。时值承平, 地方富庶, 乃倡议曰:‘七月二十三日乃是褚侯降生, 理宜立会, 以伸庆祝。’乃纠率一方富豪子弟, 各出己资, 妆饰各样台阁及诸社伙, 次第排列、道以鼓乐, 通衢迎展, 倾城内外居民闻风往观, 如此者两年, 歆动他境子弟, 转相效尤。” (卷二十七《纪事》, p.527)文中的“褚侯”, 正是丝织业所奉之机神, “相传为褚遂良九世孙也……先家居广陵, 传得织绫锦法, 归居故里, 业益以精, 迄今环里之人, 善织绫锦, 自神始也” (卷十四《坛庙》p.285)。鲁姓者既“素性机巧”又“好为美观”, 很可能就是一位以丝织业致富的机户。赛会举行时“道以鼓乐, 通衢迎展”, 明显采取的是“舁神出巡”的“巡会”形式。这一形式出现后, 不仅在褚塘盛行不衰, 而且“歆动他境子弟, 转相效尤”, 其迅速流行的原因恐怕是, 流动的“巡会”比定点的“座会”更能满足“鲁姓者”等富裕的工商业者和富豪子弟们炫富、耀富的心理。 到嘉靖以后, 商人捐助赛会的现象已十分普遍。例如, 苏州“五方贤圣会”是当时最奢靡的赛会之一, 每一举行则“会所集处, 富人有力者, 捐金谷, 借乘骑, 出珍异, 倩伎乐, 命工徒雕朱刻粉, 以主其事” (p.4041)。又如, 无锡的“府城隍庙赛会”热闹非凡, 有赖于该地“北塘商贾所集, 出资易也” (卷一《备参上》“补订节序”条, p.87)。入清后, 商人对赛会的捐助进一步常规化, 由单个商人的自发捐助, 转变为以行业名义的集体捐资。在无锡, 府城隍庙由“米行祝氏主之” (卷十一《纪异》“府城隍受戒”条, p.764);在南京, 徽州木商捐助上新河灯会和都天会已成为每年的惯例 (“龙灯”条, p.18);在吴江盛泽, 迎神赛会上的掮阁、台阁都由绸行、丝行、领户出资认派(p.140)。 笔者认为, 商人对赛会捐助的常规化起因于商人对赛会经济功能认识的加深, 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1) 商人以行业名义进行捐助, 无疑有扩大行业影响的目的。《金陵岁时记》与《白下琐言》中, 都记载了徽州木商捐助南京上新河灯会的事例, 说明徽州木业捐助灯会的行为已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次, 商人捐资赛会, 也有宣传商品的意图。尤其在江南地区, 商人利用赛会推销商品的情况已较为普遍, 民间俗语中所说的“硖石巧, 濮院宝”、“忙做忙, 莫忘朱泾赛城隍”等正是这一情状的真实写照。清代吴江“佑圣会”和濮院“珠宝会”都以“碎剪锦绮”著称, 当地借赛会之机大力推销本地特色丝绸商品, 所以直至清末, 吴江盛泽镇迎神赛会上的掮阁、台阁还由绸行、丝行、领户出资认派。朱泾赛会时, 上下塘“赌出抬阁”, 以“指粗铁柱扎小儿于上”, 宣传的是本镇的冶铁技术。据《朱泾志》记载, “抬阁铁柱, 独属朱泾, 粗笨不赖观, 细巧则易折, 全在锻炼时候, 不刚不柔, 火候恰好也, 他处胜会, 必邀朱泾工匠为之” (卷一《疆域志·物产》, p..993)。可见朱泾冶铁技艺远胜他处, 举行赛会正是对此项技术的显